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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龙志毅《政界》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花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部、指挥部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强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做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出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物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