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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信说：
“什么态也没表，不置可否。上回我们来，张厅长问过他，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这些人越同越不像话，同卫书记那种纵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好一个言者无罪”，周剑非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又问：
“三江市的老同志都支持他们？”
端木信笑了，说：
“多数老同志对他们反感，有的骂他们是败类哩。”
龙志毅《政界》
八
第二天，周剑非布置考察组成员扩大谈话范围，他特别派考察副组长张清云带领两个考察队员奔赴陈一弘过去工作的尚文县，调查了解“十大专业户标兵问题”。他自己则按照和市委书记卫亦前商定的计划，先到水利工地上去找陈一弘。
他带了秘书李林和巡视员端木信乘一辆北京吉普前去。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颠簸了两个来钟头，离工地只有十华里路程了，忽见前面群车阻道，人头攒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秘书下车前往观看，回来说：
“两部卡车相撞拦在路上，正等待监理部门前来处理，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哩。”
周剑非骂了一句“真倒霉”，随即下车和巡视员、秘书三人前去察看，只见一辆东风大卡和一辆黄河大卡在山道的拐弯处互相都撞破了头，“黄河”还撞破了前盖的叶子板和大半个车厢，差一点被推下了悬崖
，大概是司机的拼命挣扎，才免去了粉身碎骨的命运。而今它横躺在路上，似在向路人宣称：谁也别想过去，讨回公道再说。
秘书又打听了一下，事故发生不到半个钟头，已经有人搭车子返回去水利工地向监理所打了电话，估计监理所的人至少两个钟头才能到达。
周剑非又骂了一句“真倒霉”，忽然灵机一动说：
“不是只有十来华里路吗？我们走路去，等到监理所两个钟头来处理，我们早已经到工地了。”
两个随员有些犹豫，秘书说：
“要不我过去看看，在堵车的那一头找一部车子把我们送到工地上去。”
周剑非说：
“何必招摇过市，走路还可以沿途看看风光嘛，今天的天气多好！”
首长既然下了决心，随员只好照办。端木信说：
“那么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们去把车上的手提包取下来。”
二人正回头要走，忽然听到对面，也就是那台“黄河”的背后有人在喊：
“周部长，周部长！”
随着喊声从“黄河”的残体后面转出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朝他们这边走来，端木信和秘书也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周剑非觉得来人好面熟，定睛一看，嘿，不正是陈一弘。他们握着手互致问候，周剑非笑道：
“嘿，本来就是熟人嘛。”
陈一弘也笑道：
“在一起开过好几次会，还听过你的发言哩。”
周剑非说：
“我们是老会友！”
二人笑着说了几句见面话，周剑非告诉陈一弘：
“我们正要去工地找你，你却又要进城了，要不是这车祸，也许我们互相错过了哩。”
陈一弘对周剑非亲自去工地找他很受感动，说：
“部长来了，打个电话我回来就是了，何必亲自跑这一趟？”
周剑非笑道：
“你不是给市委组织部留下话，考察组有事要找你就到工地来吗？”
陈一弘显得有些尴尬，但却坦然地回答说：
“那是气话，工地上也确实有急事。今天上午卫书记不给我打电话，我也要回来的。哪有拒绝考察组谈话的道理。”
周剑非听说卫亦前给陈一弘打过电话，便问是怎么回事，到工地去是昨天晚上商量好的嘛。
陈一弘说：
“今天一早卫书记就给我打电话，说部长要亲自到工地他劝阻无效，要我立即回城在路上把部长请回去。他的意思是要我立即出发，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迎住部长一行。我也觉得事情严重了，要赶快回来，想把几件事交待交待就走，哪晓得一扯起来就是一个多钟头，来到这里又遇上车祸挡道，害得你们跑了这么远真对不住。”
周剑非无可奈何地笑笑：
“卫书记想得真周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一弘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回城哪，我就是一个人，叫车子回工地去，我上你们的车。大家挤一挤。”
周剑非也不假思索地说：
“不，上你们工地去！”
陈一弘听部长说要上工地，他没有劝阻却很高兴，说：
“那就太好了，只是条件差住油毛毡篷，吃粗茶淡饭哩！”
周剑非笑道：
“我们又不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
见部长下了决心，两个随员便回到车上取下提包，向驾驶员交待了几句，大家便绕过出事现场上了陈一弘的北京吉普。果然不到半个钟头便来到了何家渡水利工地。
陈一弘将周剑非安排在一间木板房内。这房子大约有十五六个平方，屋内的陈设是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部电话机，椅子却特别多大约六七张，围在那三屉桌的周围。一看便知是陈一弘在何家渡工地的“寓所”兼最高指挥部了。他对周剑非笑笑说：
“怠慢哪，部长！”
周剑非打趣地回答：
“什么怠慢，你这间高级招待所在工地上可以评为五星级了。”
陈一弘也笑着凑趣：
“那当然，整个工地的‘高级建筑’就这么五间哩。上回我同市纪委书记谈到有人造我的谣言时，我给他说：我还有一间超标准的住房在工地哩，你们查不查？”
一听便知这是他陈一弘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有了这种心理状态，除了极少数沉得住气者外，总是一有机会就要借题发挥的。周剑非听了陈一弘的话也顺口开了个玩笑：
“岂止市纪委，我坚持来工地也有一个任务，查一查你的违纪别墅哩！”
两人相视而笑，气氛也一下子便融和了。陈一弘还要忙着为两个随员安排住处，周剑非说他们三个人都住这间房，挤在一起热闹、安全。他看看那张单人床，陈一弘立刻明白了，还不等他开口便说：
“我也赞成部长的意见，马上叫他们抬两张床来就是了。”
听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驾临，顿时震动了整个工地，不多一会那十五六平方的木屋里便挤满了一屋子人。陈一弘一一向周剑非介绍：有市水利局长、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总工程师等等，全工地的首脑、精英都来了。大家围坐在那几张硬木靠背椅和床沿上，七嘴八舌也就到了吃中饭的时候。都说他周剑非是第一个来到水利工地的省级领导人，本应很好招待，但突然袭击无法准备，只好将就了，实在抱歉。一个大约是管行政后勤的中年男子，亲自端来一大钵酸菜煮红豆，并指挥两个工人拿碗上饭，又再三道歉，其态度之诚恳，倒反而使周剑非们感到不安了。为了弥补菜肴之单调，他们加炒了一大盘鸡蛋，那位管后勤的“首长”亲自端上桌来。周剑非觉得要表表态了，便说：
“酸菜煮红豆又加糊辣子就是最好的菜了，何必再炒鸡蛋。大家都是在基层呆惯了的，就不必客气了嘛！”
管行政的中年“首长”乐和和地说：
“省嘴待客这是中国的传统，不能丢哟！歌上都唱：客人来了有好酒嘛！”
说得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陈一弘忽然提出了一个怪问题，他说：
“周部长，我在琢磨一个问题，老是琢磨不清楚：对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周到照顾同中国的好客传统是不是一回事？还有……”他犹豫了一下便直说了：“同经常所说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又存在什么区别？”
众人听了愕然，周剑非心头却明白了三分，就在今天出发来工地的路上，巡视员端木信曾对他说，省级机关有人包括有的省级领导人反映，陈一弘傲慢，对上级到三江的人不热情，甚至不理不睬。端木信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一位省里的厅长到三江来，其业务正好同陈一弘分管的工作对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厅长送上门来了，热情招待意味着什么？怠慢、冷淡又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通常识。然而他陈一弘却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当天晚上带着对口局长去见了一面，概括地汇报了一个钟头，第二天一早便下乡去了。将厅长丢给对口局长去接待、陪同，连饭都没有请吃一顿。结果，两个完全有可能到手的项目无影无踪了。市委书记听了很生气，把对口的局长狠批了一通，说他们不会做人，以后省里有人来要直接向他报告。
这样的例子据端木信说还有很多。想到这些，周剑非颇费斟酌地回答了陈一弘所提的问题，他说：
“我看还是有区别的吧。”
陈一弘听了马上进逼：
“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
周剑非笑了，说：
“你扯到哲学上来了呀，当然哲学也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对领导人的接待态度问题自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可是没研究过，谁来回答？”
屋子里只听碗筷的响声，听不见有谁说话。部长的两个随员是从不轻易发言的，其他的人呢，指挥长、总工程师……他们在想什么？也许，像涉水过河一样，他们摸不清楚河水的深浅，不敢冒昧。
周剑非见没人回答便将目光对着自己的随员端木信，说：
“端木，你看呢？”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他对端木信越来越感兴趣了。端木信完全没有料到顶头上司会点自己的名，幸好刚才周剑非和陈一弘的谈话他都用心听了，虽没插话却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如果不被点名他也是绝不会开口的，既然点了名，那就只好将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了。他依然是十分谦虚的姿态，笑笑说：
“我更是没研究过，我想应该是质的区别吧？”他略一停顿又说，“具体来说就是下级接待上级领导人，应当热情周到，这和中国好客的传统是一致的，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不仅对上级领导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应如此。但是要掌握适度，过分了就变质了。”
说到这里他便突然打住，不再往下延伸了。周剑非对他这番谈话很欣赏，便问陈一弘：
“怎么样？”
陈一弘听了有些尴尬笑道：
“我完全同意端木巡视员的见解。”
“对，”端木信又接了过去，说：“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
周剑非笑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道理好说难掌握。“他本来想加一句，掌握不好，你到手的项目可能就跑了。但没有说出口来。他似乎还想发挥一番，但一顿简单的工地午餐已经到结束的时候了。冷静旁观的几个人这时也似乎终于摸到了河水的深浅，在对端木的高见的一片赞扬声中纷纷起身和省里来的客人握手告别。
周剑非中午不休息想到工地去看看，于是大家都又留下来准备陪部长上工地。总工程师已经走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栓，听到部长要上工地又立即退了回来。在他的意识中，陪同上级领导参观工地是少不了他的，一切技术问题待咨询，一切有关数据只有他才能回答得准确、清楚。省水电厅的厅长、副厅长，还有水利部以司长为首的考评小组前来工地莫不是如此的。谁知周剑非与众不同，见大家停下来等待陪同，他却说：
“就陈一弘同志陪我们去就行了，其他的同志都忙去吧。我们只是随便看看，有老陈引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