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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
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
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河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
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江
要离开重庆，从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这城市建了一个新机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铁路，虽然现在很旧了，在它完成时的1952年，乃算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是邓小平在战争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他在西南，作为毛泽东的助理。但它们都没有对长江有什么影响。火车很慢，公路交通很拥堵，而且，因为空气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然是摆在那儿的，而且，它将一直如此，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
今天，中华号，那艘六点钟的慢船，准备离开重庆，而它的乘客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气潮湿，灰霾后的阳光非常炎热，而乘客们都疲倦不堪了。他们中多数是游客；他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而来，坐着拥挤的火车，或者叫人欲哭无泪的老旧汽车而来。他们的脾气都快被四川的酷热给融掉了。出发前十分钟，一个乘客与一个工人在顶层甲板上爆发了一阵争吵。
乘客是个大个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竖立的头发，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张闪着汗光的圆脸上，他的黑眼睛逼着怒光。他是被钱武装着的——这很容易看出来，从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丝绸衬衣上，而主要还是来自他那游客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游在中国开始兴盛，但一般的中国人还不会仅仅为了找乐去旅游。像这男人一类的游客属于一个新的阶层，而他们的钱简直就围绕在身上：在他们穿的好衣服上，在BP机上，挂住腰带的手机上，而且，经常就在他们吃得很饱的身子上。
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乘客对他三等舱的质量不满意。他从朝天门的一个票贩手中买了票，说是给他一艘好船，而这中华号——还能用，然而破旧了，甲板上满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这乘客跑了老远来看三峡，他说，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只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过来，对着他的脸大叫。
那工人个头小点，一个接近三十的年轻人，他太弱了，无法将自己拉开。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制服衬衫，话说得很快，想要维护自己：票不是他卖的，他跟票贩子没有关系，而乘客的态度不应该那么激动。但这是一群人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也一起抱怨起来，直到那个工人的上司过来救他。
那个乘客依然拽着那工人，而对他的上司说话，而后者的解释也是一样，但他的态度中更多自信。有几分钟，冲突持续着，但人群移动起来了，察觉到争吵快要结束。
最后那大个子说，“你们有没有二等舱？”问题解决了，就这么简单。钱付了；旅客与上司握了手。大个子给每个人派烟。人群散开了。那小个子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抚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护栏旁，手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