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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转为对我们有利。
到傍晚，从让来的一个报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则路线向后撤的高尔瓦尔联队似乎有些动摇了。事实上，据后来的了解，他们未按照需要，部署一个连固守在让，作为一支阻击力量，而是全营狼狈撤到努拉农，并在撤退过程中，丢下一些三英寸的迫击炮。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的：一时的惊慌，导致暂时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冷静。我很高兴地说，第二天晚上，该营找回了失去的迫击炮，最后，当该营面对中国人第一次向他们在努拉农的阵地进攻时，他们按照印度陆军最好的传统进行战斗。该营指挥官巴塔恰里亚中校，后来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正如我所预期的，在让地区的青年工程军官，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炸桥任务。我听说，他一直等到我们的部队全部过了桥。敌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正当中国人企图从另一边冲上桥的时候，桥爆炸了。很明显，在让的这一行动给予中国人必要的警告。他们撤回到通往达旺方向的山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露面。事实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难以克服的色拉防御阵地发动进攻，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时候，我有信心，如果给予大约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够使色拉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抵挡任何攻击，除非中国以两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规模进攻。
第十一章 向第四师告别
我在色拉进行战斗的计划末被批准。当天（10月24日）下午5点钟，我接到军区司令的电话：“尼兰詹·普拉沙德，”他粗率无礼地说，“你过了一段惨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亚就来代替你，他即将前来接你的任。”就这样，他放下了电话。
我感到这一打击太沉重了。对待一个下级指挥官竟然如此刻薄无情——当我正在作战的情况下，这样粗暴的撤职，没有一句预先通知的话，也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亚将军在德里国防部任职，不会突然地被调离的。进一步设想，除非在森的煽动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动。我感到痛心和耻辱：对军区司令来说，他为克节朗河的灾难寻找一个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们各级的司令部门中，难道晚无一人敢于坚持进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调查，然后再颁发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专横的撤职命令吗？
在那悲伤的时刻，对我唯一的安慰是来自我的直接下属军官们，他们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实已经不容置疑，因为普拉塔普·桑杜同时从提斯浦尔来电话，告诉我们指挥部的上层领导要进行一些更换，全部名单如下：
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代替考尔中将，提升任第四军军长；
阿·辛·帕坦尼亚少将，两次获得大英雄转轮奖章接任第四步兵师师长；
霍希阿尔·辛格准将，军械检查官，综合直接支援保养官，十字勋章获得者代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长（色拉）；
齐马准将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申隔宗）；
吉尔准将代替卡尔茵·辛格，任第四师炮兵旅旅长。
这是当局绞尽脑汁的产物。第四军和第四师的整个指挥机构在战斗的前夕，全部改变了。现在新任命的人，对于地形不熟悉，情况不了解。很明显，军区司令认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英雄奖章者的名单，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经验和熟悉部队的指挥官们。
当我因被撤职而感到震惊，神志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两架直升飞机相继降落了。帕坦尼亚乘第一架飞机到达，他是一位老朋友，我们同在一个团服役过——第五廓尔喀联队。我还来不及去欢迎他时，哈尔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飞机到达。帕利特是东部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他在两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长，对色拉地区相当熟悉。因为我要离任了，军区司令部派帕利特来，以便向新军长哈尔巴克希介绍关于色拉地区和前方的地形。
还有一位客人，紧紧地跟随着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尔·辛格·帕坦尼亚少将，是阿南特的堂弟。后来，我听说，就在当天，他奉命组织一个新的第二步兵师，指定驻扎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部。由于他的师部过一两天才能开始工作，莫欣德尔要求同帕利特一起来，作一次打前站的侦察。
第四军新军长哈尔巴克希告诉我，他愿意听我概要地讲讲形势。然后他打算在德让宗营地过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尔之前，视察色拉地区。
当我引导这一行人去作战室的小茅屋时，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同我并肩走着，他说：“尼·普，看你的样子，精力颇为充沛，我几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听说的那样的人。”很明显，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已经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绍情况中，扼要地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的战斗过程，结尾是从达旺撤退到色拉。然后，我描述了我所计划的防御色拉的布局，强调这个阵地具有巨大的防御潜力——色拉山顶巨大的马蹄形结构作为旅部防区，努拉农前沿狭窄的峡谷如同一条深渊，以及让地区的阻击阵地。我也在地图上指出有一条绕过色拉的小路，我着重说明，中国如不能首先夺取色拉阵地，就无法进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为基础的轻装部队）：即使中国绕北部高地小道进来一部分轻装部队，也会被邦迪拉的驻军所阻止，不能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国采取迂回的战术，对他们好处不大。
当我兴奋地谈到色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哈尔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亚都不大感兴趣。他们继续相互耳语，而且显得颇不耐烦。在我介绍结束以后，从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看，我感到新军长和新师长不大关心色拉的防御，在哈尔巴克希把帕坦尼亚领到一边悄悄絮谈之后，他们真正的意图暴露出来了。
看来，他们二人都事先听到了吹风，说中国人不会在让地区过河，我不知道这是否军区司令的估计，但我回忆不起帕利特准将有这种论调，更有可能是这两位新到的将军交换意见后得出的结论，也许是接受了提斯浦尔某人的想法。不管他们根据什么情报来源，他们就是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要改防御战为进攻战。究竟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一种进攻精神，成为他们作出判断的根据，还是他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成为他们要显示进攻精神的根据，我就难以断定了。至于我，应当尽力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我劝阻他们，不要动用第四师进行蛮干，去攻打达旺。依我看来，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将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第四师还没有力量发动进攻：它经受不住在两周之内去进行两次自欺欺人的进攻。最重要的事必须最先做。第四师必须在山口建立一个防御阵地，以稳定战局；并且作为一个坚固的基地，以利于今后从平原调来新部队发动进攻。新部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师，不能象现在这样混杂一团；并且用这种混杂的部队连同第四师一起去匆匆上阵。
我企图向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说明这一切，但是他们都礼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个信息——新班子会自己作出决定（如果尚未作出决定的话），不要我出主意。这两条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嘱咐。但愿森能同样周到地向他们介绍地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一起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去进餐。这个聚会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乐于避开，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担心，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对于作战的看法好象颇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设法对帕利特准将进了一言；他向我证实，军区司令部坚定地要守住色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因此，我难以想象两位新将军是从何处得到了启发的。当然我能够猜中，我决定对帕坦尼亚说出来，于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发现了这幕后的一切。阿南特说话不多却指明了，在提斯浦尔，他们听说的是，第四师关于中国攻打达旺的报道是严重地加以夸大了，十之**是我们从达旺惊慌逃跑的。为此，哈尔巴克希急于把部队再调回达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占领达旺。
不须多加思索，可以猜到这一论点是谁灌输的，森确有把作战形势弄得乱糟糟的无限能力，对此我感到惊异。在这里他又推动发起进攻，而对实际的作战条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队刚刚开始接受空投给养，他们还未从克节朗河和达旺战役的心理影响下恢复过来。森对于中国的兵力和意图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驱策新来的军长，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据想象中的情报，在阵地上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去发动进攻。
我试图把实际情况告诉阿南特·帕坦尼亚，力促他，最优先考虑在努拉农…色拉…申隔宗一带，建立一个强固的师的防御阵地。结果，他只是答应，待他次日亲自侦察之后再下决心。对比我应该满意了。因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们不会作出与军区司令部计划相反的作战决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两批去色拉，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辆吉普车，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尔乘另一辆车。我有一种印象，新军长正在考虑下决心的时候，不愿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错误的。（他们明确向我表示，我没有必要去色拉。）
虽然我已经是一位离职的指挥宫，但是在德让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因此，我要求哈尔巴克希允许我留到10月29日，对比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我对保卫卡门边区的估计和计划——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个主力师的纵深防御；在邦迪拉设一个“站”，具有一个旅的防区规模。我也要整理关于空投的资科，列出库存清单和急需物资的清单；写一批吊唁信给在扯冬阵亡者的家属；清理好其他的详细资料，以便我的继任者万一需要进行一次后勤情况的介绍时，将发现这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时我的高级后勤官夏木谢尔·辛格中校已从提斯浦尔回来了，正忙于整理他的调查表报事务。
我开始猜测，很多人在德让宗边境修路营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愿意去申隔宗再过艰苦的生活了。我告诉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调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要尽快配备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动。同时，我指示桑杜把两天前关闭的所有公路沿线的营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改进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区和接受物资的安排。实际上，像他那样活跃的人，办事总是抢先别人一步的，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哈尔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来了，——大概是下午4点半钟——他比其他三位先回来，因为他要在参谋会议上讲话，向他们发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时也听取有关后勤情况的汇报。奈尔和拉加瓦德已从色拉下来，现在德让宗。从哈尔巴克希在喝茶时，偶而说的几句话中，我推测：他视察了阵地，会见了一些与敌人遭遇过的人之后，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不管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对军事行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