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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意味着再次试图对俄罗斯提出审判。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庆祝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来事隔60年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在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他们竟不是胜利者，而蒙受了无与伦比的最大牺牲的，竟也不是苏联人民。恰恰是现在，当伟大卫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老战士们即将辞世之际，居然往他们头上泼开了脏水；同时又在往青年人脑袋里灌输：苏联可不是胜利者，而是罪恶的极权国家，它一度占领过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欧盟议会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审判。但共产主义思想是无法禁止的，它不会死亡。它可以被驱赶到地下，它的拥护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却不可能被杀灭。谁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离得更近，谁就能取得胜利。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使思想变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贬低。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对法制的破坏，已经在党的20大上遭到了谴责。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居然又要来审判我们，而且与此同时还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结论。如果苏联是一个罪恶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参与创建联合国，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呢？
通过我国共产党走过来的人有4000万。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方面军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是著名作家、演员和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从林丹、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观答案的。但即使没有他们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俄罗斯，为此才必须彻底败坏它的声誉，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画上等号。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马耳他埋葬了“冷战”时，他大错特错了。冷战，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用的已经是别的方法、别的手段。
在苦难深重的20世纪，欧洲政治地图遭到了无情的随意更改。西方在上个世纪中叶曾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对此切不可忘记。而西方的朋友——美国——还没有真正尝到过战争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应该制止它，不许它发疯。还有一点：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突然蜂拥而起，纷纷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重新瓜分欧洲的局面。而历史教导我们，只要出现这种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第8章 后果：可耻的审判
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了8年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其中还担任了4年“人民政权”议会党团的领袖。
国家杜马在从事立法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注国内外政治问题。自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形势也的确让议员们忧心忡忡。
原因有几个：对我国同胞的排斥；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卫国战争参加者的迫害；对苏联及其合法继承人——当代俄罗斯的公然敌视。尤其让议员和国内大多数公众感到气愤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当年为从苏联分离出去而指控苏联如何如何残害生命，并提出许多民主口号，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都被它们自己践踏在脚下。我看，他们在对待政敌和“非国民”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简直可以与南非曾经实行过的种族隔离政策相媲美了。
在观察近10—15年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的法庭诉讼情况并对之进行分析时，我不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话：“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洁净了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洁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读书人法利赛人有祸事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种种污秽。”（马太福音第23章第26—27节）这句引自新约的话用以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审判是再准确不过了，它正在当地事实上是在对那些不合政府心意的人实行灭绝政策的背景上展开，被灭绝的主要是那些无地位的民族。不过正如常言所说，这也必将祸及“自己人”。
政治审讯：政敌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宣布独立以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通缉那些与取得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法不一致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然后再对政敌发动可耻的审判。下一步就是迫害那些曾经同反希特勒的同盟国一起战斗，并参与消灭希特勒军队撤退后的残余法西斯间谍机构的老军人。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弗雷德？彼得罗维奇？鲁比克斯首当其冲地被这个渴望立刻变得“民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列入了政治犯名单。
1991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被捕。我想提醒读者，拉脱维亚是1991年9月6日被承认独立的。所以说，鲁比克斯被捕时，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苏联统一国家的成员，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还没有失效。
但是，当时急于掌权的民族主义激进势力非常强大，他们置共和国和全苏的法律以及国际法准则于不顾，连简单做人的体面都不讲，就开始行动了。
鲁比克斯成了这种无原则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他的政敌利用中央的束手无策，戈尔巴乔夫对捍卫全苏利益的无所作为，就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垮台局面明朗化之际，立即向他发起了攻击。
再说，怎么能不利用这种局势呢？8月23日正是叶利钦以轻蔑的态度公开羞辱苏联总统兼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个“福罗斯囚徒”的时候。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趾高气扬地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第二天，就承认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一个直观的榜样，也可以说是为他们松了绑。于是，他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新的统治者很想表现得文明一点，哪怕是表面上，也要搞得有点合法性才行。但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一点了——革命的必要性成了他们的借口。只有得到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才能对全苏和共和国议会代表鲁比克斯实行逮捕。但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导者示威似的根本就不去请示莫斯科。
鲁比克斯被指控有阴谋参与旨在夺取苏联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的嫌疑。很难想象这种指控有多么荒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控夺取自己的政权，同时还要夺全国的权。苏联的政权体制是统一的，鲁比克斯是其官方代表。毫无疑问，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阴谋。
然而，独立后的拉脱维亚的检察长，未来的总检察长，曾经获得过共和国最高奖励“三星”勋章的斯克罗斯金施，居然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说，“鲁比克斯的反苏罪状（！？）已全部得到证实。”
原来，当时就为……莫斯科准备好了所有的侦查材料。不过，这些怪事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先把鲁比克斯列入“参与叛乱分子”，再把他投进“水兵寂静”监狱，然后再说！政治对手也铲除了，手也洗得干干净净，就跟本丢？彼拉多一样！但苏联领导人却并不稀罕这样的爱国者：总统也不回答，最高苏维埃也不吭声，连问都不问——当时他们实在顾不上这么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了，能保住自己就好！
这种状态并没有让拉脱维亚新当局感到窘困：他们决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狠狠打击自己的主要政敌。他们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即苏联加盟共和国刑法中的颠覆罪条款，把鲁比克斯定个枪毙的罪，再回避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千方百计坚持把拉脱维亚说成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
“办法”找到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和法律来解决。为此，1991年8月22日，也就是逮捕鲁比克斯的前一天，他们把拉脱维亚共和国通过的新法律——“颠覆罪”条款的生效时间向前追溯——即从1990年5月4日宣布通过独立那天算起。这样一来，法律获得了追溯效力，这种做法是同国际通行的所有法律规定都抵触的。
用了这种法律上作弊的办法之后，案件进展就“顺畅”起来。仅鲁比克斯刑事诉讼一案，就投入50多名检察官，还不算调查人员和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几何时宣誓忠于党，可后来又“改换门庭”，致使前后判若两人的前苏共党员，他们都打着“民主”的口号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前代表们表现得尤为积极，其中一些人还是前苏共党员。前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戈尔布诺夫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了他们，此人是前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的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再后来成了议会主席。我记得在1989—1990年期间，他在莫斯科的各种场合中总是在向大家游说，拉脱维亚必须发生民主变革。这个两面派以后的下场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相信当叛徒的人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迟早的事。
正如以上所说，法庭判处鲁比克斯8年监禁。他获此漫长刑期是由于思想信仰坚定，因为是他发出了警告：国家将出现空前的社会不公正。而时间证明，这一切都发生了。
立案侦查时，一号囚犯——记者们在其报道中这样称呼——鲁比克斯仍被选为拉脱维亚共和国第五届议会议员。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第一届至第四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922—1931年期间进行的，在乌尔马尼斯独裁统治时期没有进行过选举，而1940年选举的议会被今天的当局视为非法，就像后来的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样。就这样，一位由人民选举的议会议员，在其履职期间却从未在议会大厅出席过会议，而是坐到了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大厅里。
1996年 5月，囚徒鲁比克斯表示同意作为“拉脱维亚社会党”和“权利平等”运动的候选人，参加国家总统竞选。国家宪法对总统候选人没有什么限制，除了年龄不应该小于 40岁而外。这样说来，鲁比克斯完全有权竞选这个职务。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鲁比克斯的这一步棋在执政当局和议会的极右派议员中引起了恐慌，必须紧急制定关于国家总统选举的法案。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坚持迅速审议并立即实施该法案。在他们提交的法案中，明显针对鲁比克斯进行了限制。其中竟可以看到“在监狱服刑”以及“1990年1月13日以后在苏联共产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作用”等字样。法案送交议会主席团时，立刻被称做“反鲁比克斯法”。带着这些字眼的法律于1996年6月13日得以通过。
鲁比克斯在监狱服刑期间，尤其在组建总统竞选班子阶段，为他请求赦免的信件纷至沓来。1996年3月2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向拉脱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