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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已经结束了。
俄国人撤退的时候，国家安全局一直紧张地监视着。哈尔。帕里什回忆说：“我记得从10月份来到这里的这段时间内，我没有一天不在工作，直到圣诞节。圣诞节我只休息了一部分时间。”对于这些窃听者来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时间，隐蔽它们在古巴之存在的需要消失了，在西班牙语以外，俄语的通讯也监听到了。“我们所截获的所有信号都是有关古巴利用苏联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古巴境内的俄国军队，”帕里什说，“突然间，这些说西班牙语的飞行员都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些俄国飞行员。这种（苏联的）……高频范围的通讯当时在一夜之间又突然出现了。”
情报监听人员听到，弹道导弹基地已被拆除，萨姆地空导弹基地已移交给古巴。
帕里什说：“在进攻性武器被移走后，一些辅助性武器也被移走了。”每当一个萨姆地空导弹基地交到古巴人手中时，信号就改变了。“这样，每当苏联人从一个地空导弹基地撤离，我们就可以从电子情报信息知道。我们得到了在哈瓦那的一个完整的训练方案，在那里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训练古巴人。”
在苏联人撤离时，国家安全局侦察到了他们与古巴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据帕里什说，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谈到苏联人运给古巴的一大船腐烂的肉。帕里什说监听到了卡斯特罗本人的谈话，说“这是俄国人做的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上边要求我们在电话上把这话再念一遍，——我不能肯定谁提出的要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还是国防情报局一一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译员在电话上一字不错地来念他们，而他（卡斯特罗）说了一些关于俄国人的非常非常强硬的坏话。我记得那位先生在读它时脸都红了，因为他们要的是一字不错的翻译。”事实上，送到白宫的原稿把卡斯特罗的那些骂人的脏话删去了。肯尼迪总统马上给国家安全局打电话，要他们把未经删节的，包括下流话的全文送去。
“在危机期间，”帕里什说，“我毫不怀疑它们（导弹基地）是在苏联的控制下。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知道配备的完全是苏联人。”据另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有好几次古巴人和苏联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打起来了，而是相互争论谁是导弹基地的主管，你还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咒骂和苏联人的不愉快。”
在危机期间，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苏联是否在古巴配备有核弹头。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我们有发射导弹的照片，但是我们认为弹头还没有来到。”
真相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揭露出来。麦克纳马拉说：“一直过了30年我们才知道当时有161 颗导弹，包括90枚战术导弹用于进攻。我们是如此接近一场入侵，是如此地接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感到事情已经失控。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苏联的军舰通过加勒比海返回的时候，甲板上堆满了仓促包装的导弹和发射架，赫鲁晓夫正在暗笑。美国人紧紧盯住带到古巴的进攻性弹道导弹，然而这些导弹一颗也没用。赫鲁晓夫正在监控着岛上那个万分机密、万分有用的建设方案。在哈瓦那东南名叫洛尔德斯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苏联技术人员继续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窃听基地。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国家安全局用情报监听站和侦察飞机包围着苏联。每当一个新的监听站建成，赫鲁晓夫都感到这个电子套索拉得更紧密了。在德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日本、朝鲜和其他一些地方，情报监听人员记下每一次飞机起飞或者轮船出港的时间，遥测苏联的导弹，从空中截听电话谈话。
赫鲁晓夫知道他不能如法炮制，在美国周边没有苏联的盟国给他提供方便。因此，苏联不得不派出装有天线的拖网渔船在美国沿海游大。这是一个笨重缓慢而且耗资巨大的计划。对于每艘在波涛中起伏的渔船来说，距离基地5000英里，需要一支补给船队，因为渔船不能人港。燃料需要补充，设备需要修理，食品需要输送，而那些没完没了的磁带需要带回莫斯科进行分析翻译。卡斯特罗解决了赫鲁晓夫的全部问题，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直到21世纪都可以观察美国的电子窗口。
在一片28平方英里的地区，苏联的工程师和信号情报专家立起了巨大的天线来监听美国的通讯。菱形天线像匕首一样指向距离只有90英里的美国海岸，监听以高频信号传送的远在华盛顿的电话。建立大型抛物面天线大盘收集美国卫星发射的信号，高架天线则用于截获潜水艇发出的超长波信号。犹如汽车影院银幕的巨大矩形天线则树立起来截取微波信号。无窗的混凝土建筑用于安置情报监听员、密码破译员和一排排的打印机，这些打印机能够快速地发出极长的截获资料。赫鲁晓夫也许失去了一个拳头，但是却得到了一只耳朵。
随着危机的结束和核战争威胁的减小，注意力再一次被集中在隐藏在古巴的那些设备上。在10月15日知道有攻击型导弹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生气地召集参加“檬行动”的一小批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表示了对“檬行动”
进度的“强烈不满”。他指出工作进行了一年了，而结果却是使人泄气的，破坏行动从未成功完成，而试图进行的一个行动却失败了两次。
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稍后提出：“我们一直在准备着使我们的新行动计划取得进展，我们将积极进行。”然而国家安全局发现在“檬行动”的破坏目标中有几个是古巴的主要通讯设施，而这些设施国家安全局正在监听，从而获得大量信号情报。官员们迅即提出郑重抗议。“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哈尔。帕里什说。
实际上，在危机后的几天里，国家安全局做了很多事情来秘密地让古巴的通讯系统全部运转。古巴的通讯设备被破坏或者被烧毁的越多，他们所能截获的情报越少，从而美国的情报组织对古巴的了解也就越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古巴的经济禁运，这使他们得不到像真空管等对军用无线电极其重要的电器供应，把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队的电台。国家安全局策划了一个秘密渠道向古巴政府供应那些元件。
“真空管会烧掉，这就会产生需求，于是需要走后门让他们所需要的真空管运进去，以保证美国无线电公司设计的系统能够向空中发出信息，这样我们就能持续收集情报。”帕里什说，“我想许多这类东西那时可以经由加拿大的渠道运进去，因为加拿大人和古巴人之间有联系。当这些管子用坏时——这些不是小管子，而是些大管子和零部件——他们将与某个人取得联系，这个信息就可以传给我们，于是他们就可以来会见代理商，我们就可以继续供应给它们必要的部件。”
随着和俄国的核战争危险像红潮般退去，古巴再次受到全面重视，肯尼迪政府又恢复了战斗姿态。国家安全局继续一个耳朵监听俄国，一个耳朵朝向古巴。就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麦科恩写信给麦克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局将继续在信号情报方面执行一个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内已经给其他情报部门增加了资料。”
在哈瓦那门口，平民驾驶的美国海军舰艇“穆勒”号帮助“牛津”号脱出困境，电子侦察机一直在离古巴海岸十几英里处巡逻。由于“穆勒”号是民用船，它的工作人员的闲暇时间比武装人员的要少，因而有较多的时间在海上——大约一个月有25天——比“牛津”号等海军舰只长。它的基地是佛罗里达大沼泽港，是劳德代尔堡的商业港口。
“‘穆勒’号的工作地点在哈瓦那之外7 英里，”船上的操作官员比尔。贝尔说道，“我们和卡斯特罗都认可6 英里的界线，所以7 英里那个地方是个小小的安全阀。我们在平行于海岸的6 英里内来回航行，进行跟踪。选定这个特殊地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里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建立的一个多频道超高频国家通讯系统必经之地。信号从哈瓦那发出，沿着岛的脊柱，向东向西传播，并把哈瓦那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连接起来。”慢慢地来回移动，“穆勒”号可以直接窃听古巴的大部分通讯。
但是这艘间谍船对卡斯特罗并不是秘密。“我们有一些小型武器，包括MI步枪、卡宾枪、机关枪等，”贝尔回忆道，“我们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因为我们明白古巴人知道我们是谁，而且他们经常做些事情来骚扰我们。”
在一次特殊行动中贝尔被任命为船上的指挥官，尽管他曾是军官。他从听到成立和招集志愿者的时候起，一直在国家安全局。船上的另一个情报监听员是麦克。
桑内斯。“自从他们运用微波技术以来，我们不得不一直高度集中精神，”桑内斯解释道，“卡斯特罗一直把我们叫做‘大耳朵’。有一次，我们知道他将派一架飞机向我们冲来，然后用所谓的‘仁慈的行为’来向我们提供膳食。我们在桅杆的地方有一个对空测量员——要知道这是一艘民船，没有（大）炮——他看到那架飞机正在逼近，而我们是用手提无线电进行监测。突然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几分钟过后，他边跑边喊：”我不再待在这里了，他要袭击我们了。“‘桑内斯说古巴的骚扰很一般。”通常他们派炮舰来骚扰我们，有时几个小时一次，搅得我们睡不了觉。
有时他们朝我们的船头的上方射击。我们有一个真正有雄心壮志的船长。在船头和船尾都有舷窗，如果敌人有可能上这条船的话，我们就把船弄沉……有一次发动机停了，我们开始漂向岸边。那是一个雾天的早晨。我们已经离哈瓦那港不远，我们看到了岸上有个旅馆，我们把机器开动起来，调回头来驶向大海。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为了帮助中央情报局隐蔽它们在古巴的工作，安全局的信号监听人员被派监听反卡斯特罗武装的通讯。1 月16日，这些技术人员中的一个收听到哈瓦那市区一个人的谈话，他说：”在艾尔科库约路暗杀卡斯特罗是个好主意。“这个信号监听员在他0 报告上注道：”这些人一定已经渗透进去了。“
有趣的是，最重要的一条消息不是来自国家安全局拦截的发到莫斯科的外交电报，而是来自利萨。霍华德发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对卡斯特罗的一次长达10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卡斯特罗第一次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在广播前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家安全局情报监听人员得到了一份关于这采访的文件副本。
收到这些消息，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科恩变得非常担心怕一些话会泄漏出去，暴露他们有一份副本。1963年5 月2 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写信给邦迪说：麦科恩先生今天早晨给我发电报说，他不能过分强调这件事情的保密性，并要求我采用适当的步骤来反映他个人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的观点。麦科恩先生感到流言和不可避免的泄漏及随之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是最具伤害性的。他建议此时在恢复友好关系这件事情上不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并限制华盛顿的会谈。在当前的情况下恢复友好迹象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而且几种选择都涉及不同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