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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所说的“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 等人包围蔡所致”，其实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沈尹默在上 海期间，胡适正在北平协助蒋梦麟经营北京大学。抱病从公的傅斯年根本 没有时间、精力与沈尹默周旋。1935年1月11日，蔡元培致张元济信中写 道：“沈尹默兄，以字行，并无别号，现寓法租界环龙路九十号（不知其电话 号码〉。明午饭局，因商量译书由商务印行事，岫庐、拔可、伯诚、伯嘉诸兄均 在座，弟亦作陪，……
1937年8月12日，蔡元培在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 骅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沈尹默：“徐君世达，于行政界历著成绩，曾由弟与尹默 先生等迭为介绍，请以县长用。顷闻孝丰县长已辞职，正在物色继任之人，如 蒙擢用徐君，不胜同感。”
一句“迭为介绍”，足以证明沈尹默与蔡元培之间的联络渠道一直畅通，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61
胡适、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完全不存在以捍卫饭碗、追逐权势为第一目标的 “包围”与“被包围”关系，而是具有建设性的“以必信必果自勉”的良性合作关 系。无论是沈尹默笔下的“胡、傅等人包围蔡”，还是周作人笔下的“胡博士，在 北方的人看去他似乎是太上院长”，都是“莫须有”的想当然。
注释：
①沈尹默：《我和北大》，落款时间是1966年1月，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②鲁迅：《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③《两地书》原信二十三，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④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⑤《顾颉刚自传》之三“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文载《东方文化》1994年5月总第3期。
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⑦《鲁迅全集》第1卷，第52页。
⑧《鲁迅先生噩耗到平，周作人谈鲁迅》，见天津《大晚报》1936年10月22日。
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2页。
⑩《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文载《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
⑩《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⑩《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90页。“大斋”即陈大齐。 ⑩《中华日报》副刊’ 1944年3月23日，原文没有标点。
⑩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曰。 ⑩《钱玄同日记》第4卷，1919年1月7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6页。 ⑩《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3；284页。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97页。 ⑩《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110页。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62丨氏围货崧
I ―政学两界人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88页。“发现事”即当年大学教授要求用现钞发放工资的 索薪学朝。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 @高叔平编著：《蔡元培年谱》第4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蔡元培书信集》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5页。
？《蔡元培书信集》下册；第1761、2051页。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 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 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 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 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 中提到过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 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约稿，为“孙中 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 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 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 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 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 ；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 纪念的意义。”
本文栽《随笔》，2007年第5期。收入向继东编《2007年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广东省出版集 团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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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羿人和事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 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 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 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 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 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 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 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 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 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 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 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 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 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刊载的梁 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 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 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人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 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 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
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65
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 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 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 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 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 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 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 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 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 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 “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 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 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 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 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 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 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渐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 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
66 ｜良闽嘴长
｜ ^政学两界人和事
日却遇见过了 ：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 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 ‘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 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 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 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 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 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人 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 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 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