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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一派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一派人的权力 之争步步升级，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于1930年11月28日被迫辞职，李石曾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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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合适的人选接任教育部部长，不得不由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鲁 迅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约撰述员的职位，很快便遭到裁撤。
关于当时的情况，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以见证人的身份介绍说： 1930年11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 既至则知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 （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 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系〉。然石曾 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 （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办学成绩不佳，且常蔑 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 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⑧
据易培基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中介 绍，易培基在最辉煌鼎盛时兼任了三个实职，即农矿部部长、劳动大学校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只可惜好景不长，“劳动大学交给熊梦飞在办，成绩不佳而 去职；农矿部为孔庸之（祥熙〉吞并变为实业部。他有信告诉我：故宫博物院将 为他的终生事业，不久将来平。”⑨
1933年1月30日，鲁迅在以周动轩署名的《学生和玉佛》中，虽然没有公 开点出易培基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把易培基当作“骂”的对象了：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栽二十七曰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 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 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 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 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 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103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⑩
1933年1月31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写作《崇实》一文，继《学生和玉 佛》之后进一步发挥道：“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 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说一句老实话， 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 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 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 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1932年就开始准备的古物南迁，是在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吴景洲曾经 劝告说：“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 易培基的答复是：“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该考虑这些问 题，推卸责任！”由此可知，鲁迅采用化名批评“故宫古物”的迁移，其实就是在批 评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曹聚仁的“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的说 法，应该改写为“鲁迅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点名骂过易培基”才算准确。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不久，在权力斗争中与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等人 结下私仇公怨的汪精卫、张继等人，通过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公幵发难， 控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萧蘧等人盗取故宫文物，致使易培基于1933年 10月15日主动辞职。1933年12月30日，易培基受到通缉，只好躲避到天津 和上海的租界区度过余生。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去世，终年57岁。
关于易培基的为人，早年与他同在湖北方言学堂读书、后来又一直在故 宫博物院共事并且一起被牵扯进故宫盗宝案的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 真相》中写道：“他是我的总角之交，是一个最不世故的人。他自己说是乡下人 做大官，这话倒也十得八九，所以不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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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洲的儿子吴祖光，在《故宫盗宝案真相。序》中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 的另一种评论：“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 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 易寅村先生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
易培基究竟是如何“薄情负义”的，吴祖光并没有举出事实证据。有趣的 是，负责通缉易培基和吴景洲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就是著名剧作家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的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吴祖光与曹禺夫妇曾经在四 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毗邻而居。到了 1957年反右派时期，曹禺针对“右 派分子”吴祖光又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
注释：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②《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见《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
③晶清、青方笔记《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见《女师大周刊》第119期， 1926年1月25日。
④《两地书》原信五十九，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⑤《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迅1927年12月9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
⑦《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2页。胡适去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 议的时间是1928年5月17日，此前他在1928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梦麟有信来，说要 办浙江大学文理科，要我去办哲学与外国文学两门。我回信辞了，荐通伯任外国文学，哲学 请他自兼，请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的事。”由此可以断定，此信的写作日期应该是1928年5 月29日。“裴子”即与汤尔和、马叙伦、蒋梦麟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邵裴子。
⑧《陈布雷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55页，
⑨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⑩《鲁迅全集》第4卷，第477页。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73页。
？吴祖光：《故宫盗宝案真相^序》。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为此承担 了很大的商业风险。随着八名北大教授及职员的集体加盟和轮流编辑，陷人 困境之中的《新青年》杂志得以“复活”，并且很快创造出品牌效应。拥有“金字 招牌”的《新青年》同人开始寻求经济独立，同人内部也一再出现分歧与裂痕， 最终导致一度辉煌的《新青年》杂志在内忧外患中画上句号。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陈独秀依托民间出版机构自 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 民国二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 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 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 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青年杂志》， 后来才改做《新青年》〉。一
与此相印证，陈独秀也在致章士钊信中表白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 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 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巳有停刊之象。《甲寅》 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②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期，原标题为《〈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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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于1913年春天到上 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的创意。亚东图书馆在初创阶段没有接受 陈独秀想要创办的杂志，却于1915年5月接受了章士钊（字行严，笔名秋桐〉主 编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为此专门在上海各报发布《秋桐白事》：“仆以孱弱之 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 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惭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 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 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 林町七十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可也。”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在上海各报刊登了“《甲寅》第五期预告”：“自后 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 负责。”③
《甲寅》杂志由于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帝政驳议》而遭受禁邮，加上章士钊 奔走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出版1卷10号后陷人停顿。袁世凯于 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各报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
其一是《爱读〈甲寅〉者鉴》：“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 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至第十号， 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 五分。”
其二是《甲寅杂志社启事》：“癸丑〖1913年）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 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 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 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厘清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社启事》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厢情愿。时任两广都司令部秘书 长的章士钊，已经成为直接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明星，他先在上海家中与方方 面面的名流政客反复磋商，随后于1916年7月21日前往北京魏家胡同的大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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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代表已经通电辞职的两广都司令、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继任总统黎 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善后事宜，同时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联络。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