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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一写道：“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 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 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 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 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写道：“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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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问其‘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 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前者以“名流”相标榜，后者以“互动”相吸弓丨，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 “新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新青年》杂志虽然不断扩大作者群，却没有改变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 性刊物的格局。直到4卷1号演变为由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 物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 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 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 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 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 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 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⑩
用“复活”来区别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 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并不是胡适的个人意见。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 内外》中并不十分准确地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 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 学革命的先锋。”@
1918年10月5日，直接参与《新青年》创刊及发行工作的汪孟邹，在致胡适 信中提供了更加真实的信息：“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 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 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 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 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 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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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印证，钱玄同此前也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 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311。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 像样子，可喜可喜。”⑩
由此可知，与白话文写作相配套的“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在当时确实 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 的重要标志之一种。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新青年》形成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是4卷1号 “复活”之后的事情。借用汪原放的话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 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比起汪原放的事后回忆，汪孟邹在致胡适信中另有更加真实的文字记 录：“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 战，不胜盼念之至。《新青年》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订，与子沛函亦已阅悉，子沛 今日已函复矣。
在落款时间为1919年4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汪孟邹又写道：“阅《新申 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 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 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新青年》准备从6卷4号开始在北京“印订”，足以证明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北方地区和以上海为龙头的南方地区“销路均渐兴旺”。6卷5号扉页以群益书 社名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就是该刊已经形成“金字 招牌”的重要标志。
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 权。随后的6卷6号在封二刊登极其醒目的《本报启事》：“凡与本报交换的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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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等，请寄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各报与本报交换的广告， 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报发行部。敬求注意！ ”在同年12月出版的7卷1号 中，还刊登有《〈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文本：
一、自七卷一号起，印刷发行嘱上海发行部办理。
二、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 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
三、以后发行部当担任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
四、编辑部担任如期交稿。
五、发行部担任如期出版。
六、发行部每期赠送编辑部一百份外，并担任编辑费一百五十元。但编辑 员于所箸稿件仍保留版权。凡《新青年》刊载之小说、戏剧，如发行部欲另刊单 行本，其相互条件由著作人与发行部商定之。著作人亦可在别处另刊单行本， 但承认发行部有优先权。
七、此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 行部商酌定文。
从这份合同可以看出，《新青年》虽然不给同人作者计付稿费，每一期的 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还是较为可观的。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从 上海给“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盂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 明”共12位同人写信说：“《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 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 公同讨论赐复：①是否接续出版？②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 有无应与交涉的事。③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 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⑩
守常即李大钊、适之即胡适、申甫即张崧年、孟余即顾兆熊、百年即陈大 齐、抚五即王星拱、逷先即朱希祖、启明即周作人。1920年5月11日，胡适在中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央公园召集上述同人就陈独秀来信进行讨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 风。收《新青年》七卷六号二册，……下午至厂甸买杂志，往大学，又至公园赴 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
然而，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北京同人的反馈意见，就独断专行地与群益书 社彻底决裂。在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封面上，自1卷1号起一直没有变 动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突然消失，只保留了“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 为新闻纸”的竖排字样。接下来的8卷1号的封面上，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取 代了原来的“上海群益1？社印行”。关于此事，汪原放回忆说：
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 说，本期又有辞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 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 了 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 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社从群益书社分裂出来独立经营的启动资金，主要是自4卷1号 “复活”之后逐步积累的公共财产：每一期的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 以及由部分同人出资经营的《每周评论》周刊的盈余资金。随着新青年社在上 海正式成立，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8卷1号的第一篇 文章就是他自己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了胡适的“不谈政治”。用胡适晚 年的话说：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之后“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 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 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一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 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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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
章了。”⑩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甲寅》时代的李大钊，是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的奉行者。他在《新青年》 同人团队中所扮演的依然是相对宽容的调和角色，或者说是比较接近于蔡元 培的兼容并包精神的一个角色。1919年初，他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吾兄 先生：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 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 后我们就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 奋斗。……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 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 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 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⑩
《新中国杂志》的创刊时间是1919年5月，终刊时间是1920年8月，直接参 与创刊工作的胡适在创刊号中发表了译自契诃夫的小说《一件美术品》，以及 与陶孟和合译的《国际联盟组织法》。李大钊所说的“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 的关系”，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新青年》同人中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正是为了 维护〃《新青年》的团结”，胡适很快脱离了《新中国杂志》。
1919年9月16日，因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在胡适等安徽同乡的积极营 救下出狱，随后便南下上海。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的陈独秀（仲甫〉，胡适给予了 慷慨资助。10月11日，汪孟邹在致胡适信写道：“适之吾兄：九号讯已照悉一 切。划付仲甫五十元或照办，但中秋节后财政棘手已极，干枯异常。今日巳与 仲甫接洽，商后一星期日即行照付，他云可以，略后无妨。望勿为念可也。
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之后，《新青年》杂志的政治色彩越来 越明显，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胡适依然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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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中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