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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实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中国传 统儒教的祖师爷孔丘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而且还明确表示过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人生态度。
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 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 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 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 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 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 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 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 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 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 评论》发表《公同管理》一文，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 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 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 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 黄人；抵抗欧美的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 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 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 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 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 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
210 ｜氏围嘴豪
｜ ―政学两界人和事
士，都当作迷妄疯狂。……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 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 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曾经在《甲寅》杂志中发表 《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尖锐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白说：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 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和孙伏园影响与建议下，开始翻译日本白桦 派作家、“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并于当 天写作《〈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他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 篇文字，其中与陈独秀一样，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 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 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 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 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 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段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 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 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肓从了他们政府、 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也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 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狭隘盲目之“爱国”：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211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一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一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5卷3号，写成后曾送给《新青 年》同人中的沈尹默、陈独秀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 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 ”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由于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而走出了相互 歧异的路线图，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直处于反复调 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 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 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 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 国家争人格！ ”
政学奇人陈彬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彬和（龢）以既爱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出现在 北京街头，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他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顾孟余、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鲁迅、周作人等政学两界知名人士一 道，被段祺瑞执政府列入一份备选通缉的黑名单。南下上海后，他继续以既爱 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混迹于政学两界，先后被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 通缉追杀。到了 1942年，斗志依然昂扬的陈彬和却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出 任《申报》社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神风特别攻击队”的献媚者。更加离奇的 是，作为学者，陈彬和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像胡山源那样的枪手代写的。
一、陈彬和的传奇人生
收人《鲁迅全集》第3卷的《而已集》“附录”《大衍发微》，讲述的是由《京 报》公开披露的一份供段祺瑞执政府备选通缉的黑名单。鲁迅为名单中包括 自己在内的48人分别加写了籍贯和职务，其中前六名依次为国民党及共产党 的领袖人物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鲁迅和周作人兄 弟位列第21、22名。鲁迅给位列第31名的陈彬和加写的籍贯是“江苏”，职务是 “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海通”中，刊登有陈彬和的完整简 历，现予抄录：陈彬和〈1897—1945〉曾用名乐素素、昌蔚、松轩。江苏吴县人。 民国6年〔1917年）到上海，任仓圭明智大学附属小学教师。20世纪20年代去北 方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因参加民国15年〔1926
政学奇人陈彬和｜ 213
年〉3月18日的反帝爱国运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民国17年0928年）与日本驻 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拉上关系，成为日本的职业特务。民国18年0929年） 起在日本特务支持下编辑出版《日本研究》。民国20年〔1931年）春进申报馆工 作，任社评主撰，以左派“爱国志士”的面目出现，曾撰文谴责日军暴行。民国 21年〈1932年）底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戈公振、郞韬奋等一起发起筹备 出版《生活日报》。民国25年〔1936年）夏去香港。民国31年0942年）由日本海 军部支持出任《申报》社长。民国32年〔1943年）1月发起组织“上海市新闻联合 会”，自任理事长，专门替日伪宣传，吹嘘日本海军武力。民国34年〔1945年〉8 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潜逃日本，后在东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中以狂疾 毙命。著有《申报评论选》、《孔子》、《中国书史》、《日本历史大纲》等。
如上简历本来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盖棺论定，只可惜“担任中俄大学总务 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颠倒了时间顺序，“曾用名乐素素”一说也并不 十分准确。査1930年8月1日的胡适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办《日本研究》 的陈乐素、陈彬和来谈，他们问我对于民族的意见，我说，这个民族有许多别 人及不到的美德，故能一跃而到现在的地位：①好洁净，②爱美，③轻死，要死 的美；④肯学人的长处。此四项美德，世界民族没有能比上日本人的。他们又 问我对于中日关系的意见，我说：欧洲的和平关键在德法携手，东亚的和平关 键在中日携手，此为将来中国外交不可忽视的主旨。”
由此可知，陈乐素或乐素素应该是另有其人。《日本研究》的出版时间是 1930年1月，陈彬和从1929年起在日本特务支持下编辑出版的其实是《新纪元 周报》。
二、陈彬和与《日本研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节录自林昶《中国 的日本研究杂志史》（“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之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出版）的一篇文章《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研究杂志述论》，其中以很大篇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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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了陈彬和参与主编的《日本研究》月刊，却没有说明该刊由日本特务机关提供 支持的暗箱背景。
据林昶介绍，《日本研究》由上海新纪元月刊社创刊于1930年1月，其前身 是创刊于1929年1月的《新纪元周报》。它尽管占据了中国第一本研究外交问 题及国际问题的定期报刊的先机，在老资格报刊的遮蔽挤压下却明显地处于 下风低位。于是，《新纪元周报》果断停刊，另起炉灶创办《日本研究》月刊。该 刊的创刊号及其后几期印数高达5万份，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编制的全 国报纸销量第三位的《时事新报》等同，在当时来说实属罕见。
《曰本研究》月刊创办初期，编者不仅请蔡元培题写封面，还在每期卷头 邀集知名人士题词、撰文以表达不同观点。为扩大知名度和发行量，该刊一方 面登报发广告，另一方面以留日归国学生为对象邮寄出2700余封征订信函。 在第1卷第7、8期中，还不惜版面连续用插页刊登“日本研究吾国的各种定期 刊物”，详细介绍这些刊物的封面、正文样张、编辑人、发行所、定价、发行量 （如《支那》杂志月销9万份〉，与此同时还专门配发标题为“日本研究”的白话 诗：“他们真是努力呀，日本人！ 乂你看他们研究我国的书报出了多少本？ 7假如 他们不是有心人，丨又为什么要这样精细的来把我们解剖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