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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罚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我弟弟＇3＇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了，那党委书记认为是除去我那不听话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收集了许多有关他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时的材料，对他开了持续有几个钟头的斗争会，将他关在办公室里隔离了有好几个月，不准他回家。并由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战斗队对他进行日夜盘问，不让他睡觉，这就是所谓〃疲劳轰炸〃。他们最后终究没法把似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提供他曾经批评过共产党。但这次阴森可怖的经历令他患上了胃溃疡，同时抹去了他脸上仅存的那么一丝难得的微笑。他的头发开始花白了，眼睛也老花了。其实那时，他仅三十七岁。
他明白自己在本单位已呆不下去了，便要求调换工作。那个党委书记正在为没能把他打成右派而恼火。他表示，因为我弟弟太傲慢了，因此需要和农民共同生活一个时期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于是他被送往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养鸡。那里生活很落后，他每月只准回家一次，但他也觉得不错，因为这样可以远离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了。他就很认真地养起鸡来，而且做得很好。因此他养的鸡比人家的肥，而且蛋也下得特别多。而每次他休假回农村时，总带回一大堆参考书及几箱进行试验的设备，来改进他的饲养工作。许多农民都涌到他住所来取经，向他请教。这样一来，农村的领导又生气了，他们要求外贸部把我弟弟调走。
正巧这时，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一般地说，在困难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给予一些照顾的。外贸部问我弟弟，他希望做何种工作，我弟弟要求当个英语教师。后来他就被分配到外贸学院英语系当教授。他在新的单位勤勤恳恳，做得很好。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已成了公认的英语教学的权威，并负责青年教师的培训。而且也著书立说，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与弟弟联系，他却不愿和我通信。他讲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故世，接着〃四人帮〃被捕，我弟弟才将我邀去北京。我发现他已彻底衰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一名教授，历尽了残酷的折磨。他和他妻子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再提及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留过影。我不忍心让他觉察到我在责怪他屈从了极左派分子，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太深，受迫害的时间也太长了。
北京外贸学院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几年后，又重新恢复了。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语系重新恢复组织起来。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后，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已经令他很感满意了。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里总是宾客满堂，大家一起商洽工作。我不愿令他再回忆起文革。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分钟，他自己突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一九六二年你是寄过一张照片给我的吗？〃〃我寄给你一张母亲的放大照片，那是在上海万象照相馆冲印的。〃我跟他说，〃一九六二年我就只寄过给你这么一张照片。〃〃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张了。那些造反派坚持说是在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照的，他们讲得那么肯定，煞有其事的。我对照片之事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们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似乎也就稀里糊涂地印上了这么个印象，最后就觉得或许真有其事。〃〃没有！〃我怒不可遏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去过中山纪念堂。造反派都是骗子。他们存心要揪斗我们，因此就拚命把我们打成效忠于国民党的人。如是，就可以惩办我们了。〃他将手搭着我肩，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神情，低头对我说：〃别激动，也别发火。对他们发火又有什么用呢？横竖是他们说了算了。如果他们说有这件事，就顺着说算啦。反抗顶什么用？我从自身经验中已悟出了这条。我想你在监狱中，也肯定已学会了。〃〃不，我什么也没学会，我也不想学这一套。
〃你慢慢会接受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处世。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你慢慢也会这样的。〃〃我不愿我自己变成这样。〃〃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十分遗憾。我怕你会再度遭难受苦。〃后来我弟妇进来了，告诉去机场的出租车已等在外面了。在我和弟弟道别时，我只感到全身颤抖不止。不知是因为对我们置身的可怕环境感到愤怒，还是为了我们除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之外，再没其他路可走而伤心。我在车里转身向我弟弟挥手告别时，他已经进屋了。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与我弟弟见面。他是以交换学者身份由北京外贸学院派遣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学的。这时，他已是个患有肺气肿病的老人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当他向我介绍着自己的近况时，双目闪过一丝几曾消失的诙谐和幽默。他说他总算恢复了经济系教授的职称，到美国来讲授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我问，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又向左拐，就像在过去三十年中由左向右，又由右向左，如是左右替换，那该怎么办呢？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说：〃我身体有病，政策每变一次，得好几年。我们都希望再一次变更来临时，我己眼不见为净了。〃
第十一章一种酷刑
有关弟弟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审问员继续对我查讯了其他亲戚友人的情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七个多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年底。以后，我不再被提审了。我等呵等的，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我对看守说，我要求见审问员。
〃你要对他说些什么呢？〃那看守问。
〃我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解决问题。〃〃他不可能为你解决问题。他只能审问你，收集你的材料。至于结论，政府会给你作的。〃〃那末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作出结论呢？我来这里已呆了好久了，身体又不好。我需要看病治疗。〃我说。
〃你这样已挺不错了。我们给你药，还给你供应特殊伙食。〃〃我身体不好，我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又出了几次血，牙龈作疼。且磺胺消炎片吃多了，对肾脏有害。你知道，我现在只留有一个肾脏，在我动切除手术时，医生警告我不要服太多磺胺剂。〃看守沉吟了一下，说：〃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如果你拒不交代，就得呆在这里。〃〃我又没做什么错事，要我交代什么？审问员已审查了我全部生活经历，还有我和我亲戚朋友的关系，现在政府应该对我有了个全面的了解。怎么还会认为我是有罪呢？〃由于愤慨和无望，我的嗓音不觉高了起来，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关，转身就走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问，我曾以为上面在对我一的生活及政历全盘审查后，可能会将我释放，现在看来，依旧是困难重重。那看守不是说了，问题要由政府来解决吗？这提醒了我，因为还是有的政府干部的一贯工作方法。但我还弄不明白，不知我的问题得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来解决，又为什么竟拖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过去不是太乐观的话，就不致会像现在这般失望了。我的心绪，重薪陷入低沉阴郁之中。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零年，我所遭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实令我不堪回首。在那严寒冰锁，冷风飕飕的日子里，再加上肉体的病痛，我自己都奇怪，究竟是怎样活下来了。一天我要求看守买一块肥皂，她却给我一块发不出泡沫的劣质肥皂。并跟我说，每人每月只能配给一块肥皂。
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