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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已经对高岗疑心重重的毛泽东又怀疑高岗与饶漱石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不太正常。联想到组织会议上张秀山、郭峰的观点与饶漱石的观点一致，便怀疑他们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协议”、“有预谋”、“有阴谋”，再联想“张秀山、郭峰的后台是高岗”，他们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呢？后来的事实和他在1955年党代会的讲话，【注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都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设想。
其实，高岗一直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也不怎么瞧得起饶漱石，平时与饶漱石很少来往。高岗既没有参与张、郭的发言，更不知道饶漱石的发言。他后来反省时，根本就没有检讨他与饶漱石有什么“预谋”的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给自己雪上加霜。饶漱石也一直不承认他同高岗有什么“预谋”，只说他与张、郭的发言是“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毛泽东想到了他们之间“不正常”，有“联盟”，那就在劫难逃了。
（二）毛泽东设计钓“大鱼”
在进行“调查”之后，毛泽东又设计要钓高岗这条“大鱼”。
他对高岗说，他打算到南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
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
陈云心里没有把握，一边思量，一边说：“照过去的惯例，主席生病或外出，都是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次他提出轮流主持，是不是另有考虑？”
“就是！他对少奇已经不信任了，怎么还能叫他主持！”高岗说得斩钉截铁。
陈云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看可以轮流？”
1953年12月15日，中央开小会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今天的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
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
高岗马上表态：“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
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散会后，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地一边向停车处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还是轮流好。”他还提到，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
邓小平反驳道：“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
本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在问题未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之间继续交换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邓小平却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搞非组织活动”，“高岗来找我谈判，拉拢我”……
高岗在座谈会上否认去过邓家，说他根本不知邓家在何处。他在反省时也说，他从未去过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讨论此事，仅此一次。
（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8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年11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1954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注5 关于东北局在1945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1949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统陈云等人谈话：【注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12月17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注7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注8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注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注10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页。】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三、四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把北京的事交给刘少奇处理。实际却密切注意，步步遥控。高岗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求见不成，便给他写了一封绝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唯一不参加、不主持的一次中央全会。他为什么要在此关键时候远离北京，而把关乎党的团结的重担撂给刘少奇？他真的相信刘少奇能但此重任吗？他就不担心高岗这匹“犟骡子”不顾一切地“犯浑”，把他们私下议论的话都捅出去，甚至挑起军队的不满而发生意外吗？其实，他对北京的事情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撒手不管，而是始终进行着遥控。
（一）遥控北京
毛泽东于1953年12月24日夜离京南下；26日半夜到上海；27日下午即去见陈云（想必是了解陈云南下的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吧）；当夜12点到杭州，28日下午就到刘庄见林彪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