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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正如菲尔顿教授所指出的，由于语言的差异、俚语的使用、谈话中的跑题、密码的运用，以及其他有意无意的原因造成的意义混乱，监听电话是很困难的。在他看来，“由于本质上结构无序，通话的内容要自动分析要困难得多”。相比之下，元数据就很准确了：简单明了、容易分析，往往是“通话内容的替代”。
……电话元数据可以……透露出关于我们习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大量信息。从拨打电话的模式可以看出我们的作息规律，如果有人在安息日有规律地打电话或者在圣诞节的时候频频联系别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宗教信仰情况，还能看出我们的工作习惯、社交能力、朋友数量，甚至能看出我们的民事和政治关系。
菲尔顿教授写道，总而言之，单纯通过分析具体目标的细节情况，“大量收集的数据就可以让政府不仅了解关于更多人的情况，而且使得政府可以知悉原本了解不到的私密信息”。
跟奥巴马总统和国安局一贯的说法相反，该机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跟反恐或国家安全根本无关。斯诺登提供的档案中披露的大部分内容都只能称作经济间谍活动：针对巴西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美洲国家组织、拉美经济会议、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能源公司的监听和电子邮件拦截，国安局的盟友（包括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在内）针对巴西矿产和能源部以及另外几个国家能源公司开展的监控活动。
美国国安局和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提供的一份重要文件详细列举了主要涉及经济方面的一些监控目标：巴西石油公司、谷歌的基础设施、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银行系统，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ot）。
这些年来，奥巴马总统和手下高官一直在强烈谴责中国将监控能力用于经济目的，坚称美国和盟友国家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援引国安局发言人的话，说该局隶属的国防部“确实在开展计算机网络利用方面的工作”，但他们却“没有33在任何领域开展经济方面的谍报活动，包括‘网络’在内”（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国安局自己的文件也证明了他们尽管不肯承认，但确实在从事经济方面的谍报活动。这家机构是效力于他们所谓的“客户”，其中不仅包括白宫、国务院和中情局，而且包括单纯的经济机构，比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财政部和商务部：
在对BLARNEY方案的介绍中，国安局列举了他们受命去给“客户”提供的信息类型，分别是“反恐”、“外交”以及“经济”。
关于国安局在经济方面兴趣的进一步证据也在2013年2月2…8日那一周的一份关于“棱镜”计划的文件中有所体现，文件透露了该周要“汇报话题”的一个“样本”。从各国收集的信息类型的清单清清楚楚地包含了经济和金融类别，其中有“能源”、“贸易”和“石油”。
国安局国际安全问题机构掌控情况2006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该机构的经济和贸易谍报活动，针对的是比利时、日本、巴西和德国这样各种类型的国家，用词可谓直言不讳：
（U）国安局华盛顿机构
（U）地区性
（绝密//敏感信息）国际安全问题机构负责3大洲13个民族国际的事务。把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纽带是他们对美国经济、贸易和国防方面的重要性。西欧和战略合作分部主要关注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日本和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活动。
（绝密//敏感信息）能源和资源分部提供影响世界经济关键国家的能源生产和开发方面的专门情报。当前的重点目标是下列国家：（已隐匿）。情报报告的内容包括对目标国家能源部门国际投资的监控、电气和检测控制和数据采集方面的升级、以及远期能源项目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报道斯诺登披露的一批关于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的文件时，《纽约时报》指出，监控的目标往往包括金融机构和“国际救援机构和外国能源公司的负责人，还包括参与反对美国技术行业倾销的一名欧盟官员”。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监控各类人员的通信情况，包括欧盟官员、非洲领导人在内的外国领袖、有时候还监控他们的家人，再就是联合国和其他救助项目（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以及监管石油和财政部的官员。”
开展经济谍报工作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政府在贸易和经济谈判过程中利用国安局监听其他国家的战略计划后就可以为本国的相应行业赢得丰厚的回报。2009年，助理国务卿托马斯·香农（Thomas Shannon）致信基思·亚历山大，为在第五届美洲峰会期间国务院得到的“杰出通信情报支持表达谢意，祝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那次会议就是商谈经济方面协定的。在信中他特别提到监控活动让美方在谈判中占得了先机：
国安局提供的100多份报告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其他参会方的计划和意图，确保了我们的外交官能够精心准备，为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提出解决争议问题的意见，比如古巴问题，让他们可以有效应对身份对等的谈判对象，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正如前面的文件提到“政治领域”时所指的，国安局同样也开展外交领域的谍报活动。举个极端的例子，国安局曾经把巴西现任总统迪尔马·罗塞夫（Dilma Rousseff）和“她的主要顾问”确定为目标，还曾经把2011年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墨西哥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Enrique Pe。a Nieto）以及他的“9个关系密切的同事”确定为目标，进行全面监控。文件中甚至还列举了截获的涅托和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发送的短信息。
不难分析为什么巴西和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会成为美国国安局的目标。这两个国家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是影响力深厚的区域大国。尽管远远算不上敌对国家，但他们也不是美国关系最密切、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国安局的一份计划方面的文件题为“明确挑战：2014~2019地缘政治走势”，该文件把上述两个国家列入的类别是“朋友、敌人，还是麻烦？”列入其中的国家还有埃及、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土耳其和也门。
但归根结底，不管是这个例子还是多数其他实例，关于确定具体目标的问题都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国安局并不需要任何具体的理由或理论依据来监控私人的通信。这家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收集全部信息。
总之，关于国安局监控外国首脑的爆料并不像他们无法无天地监控全体民众那么反响重大。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之间都针对彼此的首脑开展谍报工作，连盟国的首脑都包括在内。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尽管世人在得悉国安局多年来一直监控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手机后也提出了强烈抗议。
更值得警惕的是，尽管爆料指出国安局监控了他们的数百万民众，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却只不过发出了温和的反对声音。只有当那些领导人搞清楚不仅仅是他们的国民，就连他们自己也成为监控目标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愤慨才得以大量表现出来。
尽管如此，达到国安局那种程度的外交监控仍然是不同寻常、引人注目的。比如，美国一直对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全面监控以获取外交优势。SSO在2013年4月的一份简报就很典型，它解释了是如何利用监控手段在联合国秘书长跟奥巴马总统见面前就获取了他的谈话要点：
数量众多的文件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目前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苏珊·赖斯一遍遍地要求国安局监控联合国主要成员国的内部讨论，希望知晓他们的谈判策略从而取得优势。SSO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跟联合国安理会辩论的一项决议相关的此类监控过程，因为当时美国支持通过该项决议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2010年8月一份类似的监控文件披露，针对随后关于制裁伊朗的一份联合国决议，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的8个成员国进行了监控，包括法国、巴西、日本和墨西哥，而这些都是友好国家。这些谍报活动给美国提供了他们投票意图方面的重要信息，从而使得华盛顿方面跟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谈判时可以占优势。
（机密/敏感信息）BLARNEY团队在收集联合国安理会情报方面提供了出色支持
作者姓名 已隐匿 2010…05…28 1430
（绝密//敏感信息//不可向国外透露）由于联合国准备反对制裁伊朗，而且还有几个国家仍在犹豫不决，赖斯大使向国安局要求提供关于这些国家的通信情报，以便她制定战略。因为任务紧迫，而且不能超越法律权限，BLARNEY项目组就急切地与国安局内部及外部的合作伙伴一起迅速展开了工作。
（绝密//敏感信息//不可向国外透露）在OGC、SV，以及TOPIs团队急切地准备关于申请针对加蓬、乌干达、尼日利亚和波斯尼亚四个国家的国外情报监视法庭授权监控文件过程中，BLARNEY项目组的运作人员就已经在幕后收集数据，确定从长期合作的联邦调查局那边能获取或者可以获取何种情报。在他们努力收集关于在纽约的联合国人员和华盛顿的各国大使馆情报过程中，负责确定目标的人员也在通过数据分析，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以保证尽快获取数据。包括法律组和目标确定组的几位人员还在5月22日周六那天被叫来辅助演练一下法律方面的文书申请，确保到5月24日周一那天国安局局长能够在文件上签名。
（机密/敏感信息）OGC和SV组成员积极申请授权的过程中，他们以打破纪录的速度拿到了国安局局长的签字、到国防部找国防部长签了字，然后到司法部找国外情报监视法庭的法官签了字。到5月26日周三那天所有四个授权文件都签了字！得到授权后，BLARNEY方案法律组的人就在同一天开始研究这四个授权文件和另一个“正常的”续期文件。同一天分析研究5个授权文件，这是BLARNEY的历史纪录！他们繁忙地开展工作的过程中，BLARNEY方案访问管理组的人向联邦调查局传递了任务信息，协调了与通信合作方的工作安排。
绝密//通信情报//禁止向联盟外方成员展示
2010年8月
（U//仅用于公务）：默默的成功：通信情报协同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从那些漫长的谈判过程的开端，国安局就在收集关于法国、日本、墨西哥和巴西的情报。
2010年春末，国安局5家机构、11个分部的业务人员一起向美国驻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