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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你们不能冲进中南海，中南海接待过红卫兵，现在还住着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即使这样，还常常发生事情，我们内部还有违犯的。有人来开会还把票给学生，学生来了，怎么也不走，非要我出去处理才行，别人都管不了，这就不好了。当然到最后他们还是听话的，为了首都的安全，五月中央扩大会议，调来了部队，加强卫戍，使主席十次接见红卫兵都没出大乱子。只有一次组织工作不够好。三次在街上接见也没事。加强守卫，还要在人民中宣传，人民绝大多数拥护党和毛主席，党和毛主席有极高的威信。但是机关、工厂、公安部门准还有坏人，当然他们很少，很不甘心失败，一方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把人集中到北京。另一方面一小撮坏人，组织红旗军，欺骗少年。西城区纠察队开始破四旧，后来走向反面。现在红旗军破获了。哈尔滨、长沙有些红旗军冲进军区。在长沙等地革命向前推进了，这是我们的成绩，还应该注意到，敌人会错误的估计我们，一旦打我们，那些受委屈有情绪的同志，还会和我们一起打敌人的，一九三五年斯大林宪法后，社会主义经济没什么进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不少问题，法权更多了，又有自留地，但卫国战争一发起，还是起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如此。我们毛主席领导我们，更能团结起来，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现在争论很多，但大敌当前，一定会团结抗战，你们说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当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扩大会，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前阶段红卫兵把四类分子赶回农村，后来他们回来参加红旗军，过分了就有不好的反映，还是主席讲的自己消化对。六月十日我请示过主席，六月十三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这个工作和后来的刘，邓路线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完全是两回事。你们抄黑材料也发现了这些。在六月中旬，停止这个工作的指示都传达下去了，可能有些部门没有传达下去，六月份传达的，以后还搞就不对了，我和你们讲讲，你们就不要造了。不要说黑线了，这种事在几万人大会上讲也不适合。你们全面夺权后，依靠造反派，成立专门小组，审查一下，有一次在这里开辩论会，我故意问张劲夫这件事，张劲夫很狡猾，要说又没说出来，含含糊糊的做了一些暗示，这事是总参布置下来的，你们年青，一些事没经历过。
人事局也夺了权吗？你们就管人事了，人事工作有很大问题，还是革命造反好。中干造反团来人了吗？（一位同志反映对临时工的问题），我怎么能和刘宁一搞在一起，搞什么传单呢？这些人一方面搞经济主义，一方面还打击临时工的革命积极性，把工资增加不对，开始也不对。很多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你这不是考验我。
现在你们夺权了，就要创造条件，促生产，科学院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握，你们批，就会促生产，参加任务联系起来。你们已有 35 个单位夺了权，今天 21 号，这个月你们可以解决夺权问题。所谓联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要一边夺权一边批，把刘、邓路线批臭。过去我要求大家不要喊打倒保皇派，现在可以喊了。那几个人（指于阴海，张兴华，张振华）可以叫做保皇派，是他们自己出来演的，他们又和李洪山滑到一块了，造反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夺权，这是现阶段的任务。
所里夺权已实现，就还有院里的问题，王锡鹏怎么没有来？我不想多说了，不要录音，这样谈起来就随便，江青同志的讲话在北大被歪曲了。北大的大字报还说：伯达同志讲军队有些资产阶级化，这是不可能的，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对主席思想领会很透，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你们录了音，为其中的一句话辩论，不值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准备阶段，从六二年开始搞社教运动，从上面规定了一些办法，发动群众，有领导的发动群众，上下结合，排除那种派工作组，搞人海战术，冷冷清清的搞社教，这是刘少奇搞的，在社教过程中发现了反党集团，六六年五月把它揪出来了，把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人物揪出来了，就没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了吗？首先暴露出来的是刘，邓，这是新型的革命，由下而上，大大超过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毕竟有限，在停战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围攻苏联，后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就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课，要有百年、千年、万年大计，要多次复辟才能建立一种剥削制度，要消灭剥削制度怎么会没有复辟呢？六二年苏联开始走下坡路，我们都从苏修那里得到了经验和教训，尽管当时刘、邓路线得到贯彻，但是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大前提下发扬民主，即接受毛主席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无领导的大民主，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方向，像红旗军这样的组织要解散，还有什么战备军，战备军要夺造反派已夺过的公安部的权，这是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他们头扎白布、口戴白口罩，因为用白色好区别，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面目，当时立刻通知了省、军区……在长沙，他用学生的方式冲进军部，我们要号召他们的群众退出，然后包围少数顽固分子，不能因提倡大民主，连反对毛主席的人也保护。造反派里也有激进的，保守的，但要看主流，大方向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如何区别他们呢？运动初期用革命学生当突击队，都轰一下，如确实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就不怕轰，如果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证明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初期，运动只在大中城市，运动不按主观愿望去走，按革命群众运动洪流方向走，那些地方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继续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它就往那儿走，要由学校走向社会、工厂企业，由北京走向农村，十二月份有个双十条文件，就是为了迎接新高潮，尽管你本身力量没准备好，不能革，但还不是在高潮中取得经验，所以毛主席在“矛盾论”后强调“实践论”，通过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改革，不能一件事做的很彻底，才能前进，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鲁迅曾讲过三种人，一种是敢于迎接浪头的，是弄浪儿，他们把船头一拨正，迎着浪头前进，第二种是看着浪头打过来，怕淹没了自己，躲开了浪头，第三种人是观潮派，不可能等待你安排好，运动就不按你的设想变化，推动你们的夺权主动，群众运动起来，连续反应，不可能所有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张劲夫，否则如何解释十七年的成绩？
有些单位比较好，如国家科委，张本就是造反派，从内部起来造反，而广播事业局是由下而上成立，自己的领导，首先文化大革命大权要夺过来，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有的撤职留用，还可能出现新的形式，是否一切机关都要夺权呢？如中央局是否要夺？不好的可换，夺到中央就不行了，上海只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换掉有可以代替的人，北京旧市委搞了几十年，北京市夺权就弱点，北京市真正的造反派没有真正的形成，如果北京工人联合起来，当然可以领导，但还未联合，上海市工人毕竟先进，许多部门也有这个情形，在科学院还属于这种，而属于前一种，革命要靠自己，碰到一些问题，可以由联络员通知一下。
科学院造反派联合起来，取得全面的胜利！
（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红旗联络站） 159） 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1。21
〖总理于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各军兵种机关、学校科研等三十七个单位、九百余名工作队员。此文根据速记稿整理。〗
各位同志：
在一月十一日曾到中央文化部，找参加北京院校机关担任工作组的同志一百人左右谈过话。我说：当时还有很大一些数目的人没有到会，希望回去给大家转告，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来了。今天更多的同志就是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有的在两年前，有的在一年前，有一部分是继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主要的时间是在四清工作队中工作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首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我们工作队究竟要负什么责任？我们工作队员究竟负什么责任？这是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四清复查问题。
我首先回答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四清的关系。不错，要按照阶级斗争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不能把十中全会以后，从十中全会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现在文化大革命割裂开来。在我们解放全中国前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表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可能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投降，但是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能受到腐蚀。毛主席的这个预言，经过十七年来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