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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代表：请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总理您太辛苦了！
总理：我明天一定代问主席好！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别听工作人员说我太辛苦了，我有时还是按时睡觉的。今天我就谈这些，以后再谈吧……。 085） 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周恩来
1966。12。04
〖按：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086） 周恩来将《工矿企业文革座谈会汇报提纲》送毛泽东时写的信
周恩来
1966。12。06
〖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了这封信。〗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局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面来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087）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2。06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同志插话：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象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同志插话：我还被他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同志插话：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同志插话：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问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都同意，但各地回去后，一炮打自己，事实证明，到现在都没有过关。过关的只是个别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象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几十人，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都感到很高兴。这些青年人都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来闹革命，见主席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要回去闹革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好好闹革命呢？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主席讲了，对我们寄托了希望，但还是要靠自己过好这个社会主义关。现在革命已到了更高阶段。我们不能拿过去的成绩来衡量今天自己。要看这次运动的态度，以新的要求来看自己。重要的是要过好社会主义关。无非是组织了群众斗群众，对不起党的事业，有什么不可以交待的呢？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首先是引火烧身，两派对立是领导造成的，应当承担责任，作检讨，敢于批判的是革命派，要教育那些保守派不要对立，对两派都要引火烧身，就不会造成对立了。二怕被揪，缠住不放。三怕坚持原则、讲政策，发生了问题，不是矛盾对着自己，而是群众一逼，什么字都签了，把矛盾就上交了，就到北京来了。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