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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由于七月分兵后有几仗打成消耗战，有的同志后来就怀疑“七月分兵”是否正确。有的同志问我，“七月分兵”是否太匆促了？如果在内线再坚持两个月，避开七月和八月雨季，经过充分准备再行出击是否更好？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当年应该向军委提出继续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建议。
我的回答是，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同时，集中与分散是兵力运用上的一对矛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作战原则，所以集中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排除必要时的分散，分散也是对付敌人的一种手段。孟良崮战役发起前，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军委曾指示我们不要分兵，我们遵照军委指示改变了计划，但当时我们也不是绝对不分兵，而是留下六纵隐伏于鲁南，后来这一着在孟良崮战役时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分路出击，就可以将敌人扯散，而我军则可以由分散转为集中，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如此，沙土集战役就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向鲁西南挺进
在华野兵分三路出动后，接到军委七月二日来电，除复我们六月三十日电指出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土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收复淝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此后，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这是重大的发展。让我们回顾一下军委对我们战略指导的演变：军委五月二十二日的指示，指出全国主要战场在山东，而刘邓六月出击则是为了帮助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六月二十九日，军委指示我们三路分兵，仍然只提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我们决定立即于七月一日出动，是为了策应刘邓大军出击）。而七月二日即我分兵后之第二日，军委已经电令陈唐部队直接协同刘邓了。这样，就使这次分兵成为华野部队执行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到了八月四日，即华野五个纵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鲁西南，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三天，军委进而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八月十一日军委又明确指出：“总的意图，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当此重要时刻，华东战区面临三重艰巨任务，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还要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
在军委八月四日的指示中，还提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自从华野执行分兵出击的新方针后，作战条件起了变化。七月上旬打得比较顺手。向鲁南挺进的两个纵队攻占了费县、峄县、枣庄。向鲁西挺进的三个纵队，攻占了津浦路上大汶口至大万德段的一些据点，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基地兖州、徐州。敌人从七月十三日开始，以整编第五师等七个整编师分路西援，在鲁中山区留下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固守要点。七月中旬以后，雨季骤然到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以致七月份中、下旬的几仗都打戍了消耗仗。当时情况是：
（一）在山东内线，南麻、临朐两仗未能歼灭敌人，敌人占领了胶济线，胶东地区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胶东是我华东地区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且有数万伤病员、家属安置在那里，如一旦被敌占领，对民心、士气、物资补给都将带来严重影响。
（二）进入鲁西南的五个纵队，离开根据地，经过一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部队在齐腰或齐膝的大水中和泥泞的道路上行动。作战、机动和补给都十分困难。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第一、第四纵队伤亡各约五千人，非战斗减员亦各约五千人。第三纵队第七、第九师都缩编为两个团，第一纵队所属三个师除第二师多辖一个地方团外，其余只辖一个团，第十纵队亦伤亡近两千人。这五个纵队的实力大减。
（三）部队思想比较混乱，对已经开始的全国大反攻形势产生怀疑。如有的说，“反攻是被迫的，是被敌人逐出了山东”。有的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部分指挥员对于无后方条件下作战缺乏信心。
仗没有打好，我作为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自责，于八月四日午时发电向军委作了检讨。对于下一步，我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这一段的作战，我们的行动目标是明确的，而敌人为我们所迷惑，其行动却很盲目；我们并没有打败仗，只是打了几个消耗仗；我们达到了调动与址散敌人的目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实际上被打破了，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当前的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外线打好一两个歼灭战，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
我接到军委八月四日要我去鲁西南统一指挥的电示后，向陈毅同志提出下列意见：
（一）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是在外线，请陈毅司令员和我们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现在西线的五个纵队，实力有所下降，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建议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力量可以制敌，建议组成东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二同志指挥。陈司令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上述意见联名上报了军委。
同日军委复电：“粟裕支（四日）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且指出：“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我们立即投入新的行动准备。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北渡黄河至山东惠民地区，从禹城附近越过津浦线，至阳谷、寿张地区。这一路都是老解放区，是我军的后方，没有敌人阻拦，由此南渡黄河至鲁西南前线。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行动中的兵力消耗，又可以隐蔽我军动向。陈毅同志还亲赴渤海军区部署。对于西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我于八月十八日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将西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并以运河西岸为中心。电文摘要如下：
“陈于前日去渤海未回，十六日电所询，仅就个人意见，提出如下各点：
（一）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一部分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
（二）依近日情况变化，陈唐部不致被迫随刘邓南下，拟再兜一两个圈子，即北返与我们会合干郓城、巨野、荷泽地区，斯时我们主力仍宜位于运河西岸，铁路北侧……
（三）建议东兵团于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数个战斗歼灭沂水南北之二十五或八十三师为目标，第二步向临蒙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
（四）……我们拟在泰西打开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同日，华东野战军致电鲁中、鲁南、苏北、苏中、渤海、胶东等军区及饶漱石、黎玉、谭震林等同志，说明我华东野战军当于九月初开始大举反攻，命令各军区应立即集中兵力袭击敌人后方机关及补给线，消灭还乡团及保安团。以便尔后配合主力之有力反攻。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来电答复：“粟裕同志十八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这样中央军委赋予华野西线兵团的作战范围又扩展了，恢复与扩大豫院苏解放区，与刘邓、陈谢共同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便明确了。电报中并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赋予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沙土集作战方案的预想
自军委来电要我赴鲁西南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进入鲁西南后如何打好第一仗。
我军出击外线后，离开了老根据地，敌人调集优势兵力，紧紧尾追并与后方守敌相配合，企图夹击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如何在敌人统治区域内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比在根据地内要困难与复杂得多。但是，只要对敌情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还是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东西。我军七月初进入鲁西南，一个多月以来，我们没有打过一个象样的仗，我第十纵队又被迫退到黄河以北休整，敌人就产生了错觉，误认为我军是不能打了。国民党中央社曾大肆喧嚷：“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还向我军广播劝降书说：“鲁西南共军已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面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解放战争开始后，敌军因连遭我军歼灭，行动一直很谨慎，现在骄狂起来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