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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作者简介
春曼、心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铁力市桃山镇。1977年姐妹同时被沈阳军区医院诊断患“婴儿型进行性脊髓肌萎缩症”，身体重残。童年时因一次意外事故永失去父爱，在单亲家庭中成长。二人没有上过一天学，依靠自学进行创作，自1995年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20余万字，多次在国家级征文中获奖。
2000年自费开通了公益热线“君曼心灵热线电话（0458…2458165）”。
2005年开通了QQ情感交流热线。
姐姐文静、细腻，害怕打针和吃药；妹妹爱哭爱笑，有点任性和挑食。姐妹从2004年开始留长发，渴望做个完美女孩。
人生座右铭：生命不拒绝勤奋和美丽！
题记 废墟里盛开的花
起先，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是个毫无理由的乐观主义者。然后，岁月流逝，人世变迁，就渐渐地生出了绝望。在绝望中煎熬、绞扭，在绝望中仰望苍天，也许有一天会从绝望中开出花来。
在黑龙江铁力市桃山镇采访这对叫春曼、心曼的姐妹，是我的一次日常工作。那是一个冬天的凌晨，拖着设备、行李下火车时，一脚踩进没小腿深的雪，让我吃了一惊。气温超过零下30度，从北京带来的所有御寒的衣物都不太管用了。但这，远远算不上最严酷的问题。
这是一个林场小镇，由于天冷，也因为经济不景气，街道上几乎没有人，我们找到了春曼、心曼姐妹开的小书店，发现那根本就算不上是个“店”，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破旧的铁皮棚子，里面摆着几本杂志和一部公用电话。妹妹心曼裹着厚厚的棉衣躺在轮椅里，一动不能动。电话边摆了个小纸盒，客人打完电话自己把几毛钱放在纸盒里，也有的客人打完电话根本不放钱，甚至有可能顺手抄走点东西，心曼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有病，站不起来，她不仅不能追，甚至也不能骂，因为她根本不会骂人，一句都不会。这样的买卖能挣多少钱？可这就是姐妹俩赖以生存的来源。在这个不御寒、不挡风也几乎不赚钱的小棚子里，心曼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天天如此，节假日也不敢休息。
尽管去之前我对这姐妹两个的病况有所了解，但见了面还是觉得很难受。这两个姑娘显然曾是很漂亮的女孩儿，但疾病使她们双腿萎缩，肩膀塌陷，身体畸形，脸也因为长期服用激素而显得臃肿，只留下一对极温柔的眼睛和动听的声音。
她们患的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她们的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失去知觉，最后……心脏停止跳动。医生说，这种病可以潜伏八代人，也就是说，几百年前就已经注定今天这两个女孩儿的悲剧。这简直是一个命运的诅咒，小小的人类又能怎么办呢？
她们完全不能自理，连翻身都不行，她们的生活靠母亲照顾。母亲沉默寡言，白天黑夜都在不停地干活，安静而有力，像一只母兽护着自己的小兽。她们的精神靠她们自己照顾，或者我情愿说，靠上帝照顾。她们活不长，也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任何功名利益，但她们一直在学习；她们不可能成为作家，但她们一直在写作；她们的爱情注定是悲剧，但她们很认真地恋爱，爱得很投入，不吝惜付出感情。没有人对她们的形象有要求，但她们很整洁，吃力地洗澡、梳头、化妆，一年四季都穿长裙；她们的情况很狼狈，但她们很文雅；她们注定会遭受很多不公平，但她们待人和善，不出恶言……她们的人生早就绝望了，那一切努力是为了什么？
一部法国电影曾令我印象深刻，在大革命的混乱和血腥中，一个无辜的女人被投进监狱，很快将被砍头。监狱里挤满了即将被屠杀的人们——蓬头垢面，大声叫骂的；苦苦哀求，日夜哭泣的……女人冒着极大的危险跟她的女仆传递一样东西，又把那样东西珍重地藏在自己的胸衣里，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件重要的证物，可能能够使她免于被杀。其实那只是一个香囊。在等待宣判死刑时，她还体贴地把惟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一个年长些的妇人坐，使那个妇人在绝望和暴虐中得到最后一丝安慰，以至于老妇人恍如回到正常的世界，悄悄问她：“您的身上怎么这么好闻？”
什么叫高贵？就是在无论多么狼狈和绝望的时刻都能保持一个“人”的尊严，这个保持尊严的过程就是我们反抗命运、破解绝望的过程，是我们在无助中仰望苍天和扪心自问的过程，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艰辛旅程中惟一可能获得内心平安与强大的过程。
姐妹俩的人生宛如废墟，难道我们的人生就能好多少吗？我们的四肢不残缺，可我们的智识和情感不残缺吗？看看满街营营役役、急不可耐的人，翻翻报纸上那些千奇百怪的社会新闻，想想我们周围一场场的人间闹剧，在夜深无人时审问一下自己的心灵……其实我们也是一片废墟。
春曼、心曼是废墟里开出的花，她们的母亲是废墟里开出的花，那些帮过她们、给过她们温暖的人是废墟里开出的花，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从废墟里开出花来？
张越
题记 在夹缝中生长
这个标题其实是心曼无意中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我，让我决定铤而走险般地为她们的书写序。
大约是2005年4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春曼和心曼寄给我的书稿和一封写给我的信，用打印机打出来的，很工整。她们希望被关注，希望有人能帮她们把书稿出成书，帮她们保住全家的经济支柱——书报亭。我不认识她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的故事。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她们的了解，是从文字开始的。工作的性质让我养成了快速浏览的阅读习惯，但是她们的文字总是强迫我放慢速度，我在不知不觉中被她们的泪水和欢笑打动，仿佛合着音乐的节拍，我被同化进她们的世界。书稿还没有读完，我就把它交给了栏目主编，希望能够做一期节目，越快越好。主编和栏目的一名主力编导同时看了书稿，表情凝重，唏嘘不已。选题没问题，但是在具体的电视表现手法上，我们遇到了障碍。《道德观察》是一个以纪实手法为主的栏目，就是要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统统用画面“还原”出来，再加上主持人在演播室的点评，这和《半边天》、《面对面》这样的人物访谈类节目大大不同，而春曼和心曼在文章中所讲述的故事我们无法用电视画面去再现。几次公开的、私下的讨论下来，结论仍然是：做不了。我忽然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向她们交待。
当我鼓起勇气给她们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6月份了，书稿我已全部读完，眼角的泪水还没有干。接电话的是心曼，声音清澈，但有气无力。她告诉我，姐姐春曼的病情恶化，现在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惟一能动的就剩下头部了。30岁！这个数字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这是死神给她们下达的最后通牒，刚好是春曼的年龄！
我本来是没有资格给这本书写序的。我比她们大不了几岁，让我给这样一本“用痛苦燃烧着爱的书稿”（这是春曼和心曼那封求助的信里的原话）写序，我担当不起，因为写不好的话，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本书的亵渎。直到有一天，心曼又在电话中跟我说起写序的事，她说她们姐妹俩从不敢轻易求人，因为她们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人，脆弱而敏感，别人的每一次笑脸、每一句温暖人心的话，都会让她们感动；而每一次拒绝、每一次冷眼，都会让她们伤心不已。我没法再拒绝了。
为了写这篇序，我又和她们通了几次电话，想了解她们的情况。电话大部分是心曼接的，因为她还能动。我陆续了解到，她们每天都要接100个左右的热线电话，实在累了就躺着接；她们自己排解情绪的方法是写作，所以有了我们读到的文字；她们已经有了100个以上经常打电话的朋友；她们的书报亭因为是违章建筑就要被拆除；她们的弟弟被查出有神经性脊髓炎，也有瘫痪的危险……了解的越多，我越是能体会到“在夹缝中生长”这句话的含义。不多说了，相信大家自然会在她们的文字里发现：生命真的只给她们留了一条窄窄的缝隙，她们能生长起来，真的是个奇迹。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她们的样子。我甚至不忍心看见，两个自由翱翔的灵魂，被牢牢嵌在不能动弹的躯体里。我知道这是现实，可我仍然接受不了。如果世界能够分成情感和物质两层的话，显然，她们生长在情感的中心，物质的边缘。
在“超级女生”横行的时代，女生们都不再满足于“正常”，都想让自己变得“超级”。但是，每次那些活蹦乱跳的“超级女生”们在电视上出现，我都好像看到了这一对渴望获得“正常”生活的姐妹。
路一鸣
2005年7月
第一部分 命运是海，我是帆 生命从明天开始
——一对轮椅女孩儿的生命倒计时
春曼
我10岁，妹妹8岁，弟弟上学了。妈妈买来铅笔和田字格本对我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姐儿俩就在家里自学吧，妈教你们汉语拼音。”从此，每天我和妹妹都趴在窗台前焦急地盼望弟弟快点放学回家，然后，我们好能对着他的课本学写生字，用稚嫩地童音拼读：“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柳树发芽了……”我们的小脑袋瓜里就会浮现出一幅美丽的春天图画：天空是蓝的，柳树是绿的，在绿色的春天里，一群小朋友在花丛中捉迷藏，那其中就有剪着齐耳短发的我和妹妹。
12岁，我高烧不退，被妈妈连夜送进医院，很快，医生就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是我从六岁起第13次直面死亡。我的床头被医生插上了象征危重病人的小红旗。医生和护士忙着给我输氧气、注射药物，我则在半昏迷的状态中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衣角不放——那一次是母爱救了我。
当医生无奈地向妈妈宣布医院所有的好药对我的抢救都无效时，妈妈气喘吁吁地跑了很远的路，去单位的医务室求人赊了八支我从来没有用过的青霉素注射液，回来求大夫给我用上，终于使我挣脱了死神的魔爪又活了过来。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妈妈憔悴的面容不敢哭，我怕我的泪水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再也做不到坚强地挺住！
出院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轻易地睡觉，我害怕自己闭上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夜晚我拼命地睁大眼睛抵抗着睡意，妹妹躺在炕稍，她也害怕睡过去，于是我们两个女孩儿就隔着睡在中间的妈妈小声地说话。妹妹问我：“大姐，你说我们能活多久？”我想了想，安慰她说：“我们会看到弟弟娶妻生子，会看到小侄子的出生，我们不是一直盼望着能有下一代人延续我们的血脉吗？他是我们的希望呀！”
说起希望，我们开始热切地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时我们会住进一个有卫生间和供暖的房子里，我和妹妹再也不用节食和节水了，妈妈的手也不会再被冷风吹出一条条的血口子。妹妹说那时她要做一名主持人，我说我也想，我们一起来主持节目吧，我们还要一起写一本书，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