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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衣、伺候我们洗漱。
去年腊月，天气格外冷。我和姐姐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张越访谈》的采访，在室外配合剧组拍外景的时候，我的手冻得像猫咬的一样钻心疼。母亲脱掉手套用她的手握住我的手。母亲粗糙的手上布满了一道一道冻裂的伤口，在阳光下渗着殷红的血丝。随着关节的活动血丝凝聚成血滴涌了出来，我的泪水也涌出了眼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只老母鸡呵护着一群小鸡雏在地上啄食的情景，母亲就是这样用双手向她的儿女传递着生命的体温，用她艰难的脚步来衡量她和一双重残女儿的人生之路。
拉开窗帘，窗外星河闪烁，忽然，一颗流星从夜空中划过，外祖母曾经告诉我们，流星会给人带来好运，我们希望它能带给母亲安逸的幸福生活。
远远的那首熟悉的旋律飘来，仿佛母爱在深情地诉说：
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生命的尽头不是轻烟/我把切切的思念/寄托星光的弗远/希望你知道我心愿！
第二部分 支撑我们生命的美丽亲情 福州爸爸
心曼
永远失去父亲的那一年，我三岁，正是渴望爱、需要呵护的年龄。母亲的性格柔弱、善良，身体也不好，我们的家庭开始在风雨中飘摇。
童年的我像小刺猬一样，早早地学会了勇敢地保护母亲和姐姐，还有小弟弟，用我的小拳头和口水，还有眼泪。
在那种紧绷的精神状态下，我一点一点地长大。后来，偶然得知我和姐姐患的是一种不治之症，我的心理和精神都承担着超负荷的压力。逐渐成长为少女的我，已经不再是儿时的那只小刺猬了，开始慢慢理解和体会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为家庭、为儿女操劳的那份辛苦和难耐的寂寞。这么多年，在离不开轮椅身体重残的我内心深处，也一直在渴望着父爱的关怀，渴望有一个坚实的臂膀，在我受到伤害和委屈的时候，让我靠一靠，那样我会卸下身上的盔甲，做一个乖巧会撒娇的女儿，多好！
每每看到表姐妹在舅舅或姨夫的怀里撒娇时，我既羡慕又妒忌，心里酸酸的，更加渴望父爱了。
母亲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一直拒绝再婚，我也不敢向母亲开口。我也担心，担心我坐在轮椅上的形象和那不定期支出的医疗费，会影响父亲对我的疼爱和关怀，惟有把这种深深的渴望埋藏进心底。
弟弟升入高中时，母亲的单位已经连续三年发不出工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窘迫到连支持我自学和写作的钱都拿不出来。为了写信和投稿，母亲从邮局里给我买了10枚信封和邮票，嘱咐我要用一个月，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那次，当月的邮资已经用完了，我把要投的文稿认真地抄写、整理好，等待下个月再邮。好不容易盼到了月末，新闻里忽然广播了邮电部的通知：邮资从即日起调整，邮资从每封信的20分涨到50分，信封也从五分钱调整到一角钱。我被搞得哭笑不得无可奈何。以后邮资又调整到80分，也就是说一封信从信封到邮票和信纸，要花一元钱。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兴奋地拆阅《同人》。我很喜欢那本杂志，那里面的文字凝聚着温暖和真情。但却意外地从杂志里飘出了整版56枚80分面额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邮票。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邮票，激动的同时也糊涂了。是哪位编辑送给我的邮票呢？我给编辑部写信询问，没有回音。而每过几个月邮票就会如期而至，这样持续有一年之久。
一次，打开《同人》杂志时邮票是装在一个旧信里寄来的，信封上写有“康强老师”四个字，下面印着福州第一中学的红色铅字。我立即给康强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之后，在一
个细雨初歇碧空如洗的傍晚里，我收到了康强老师的回信，原来是他在一直资助我邮票。这次恰逢他动手术，《同人》的编辑去医院里看望他时，他请编辑代劳给我寄邮票，邮票装在一个旧信封里，编辑有意连信封也一起寄来了。于是我就看到了那枚装邮票的信封，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从此我们建立了忘年交的情缘，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在《同人》杂志上，我曾经看到过康强老师的文字。从而我了解到他在当年国民党飞机轰炸时被炸断了双腿，后来装上了假肢，又经历了一次婚变，有了现在的妻子宝宁姨和女儿，拥有了现在的幸福家庭。一位福州的朋友告诉我，康强老师这人平时生活很节俭、朴素，却很乐于助人。我开始拒绝他的资助，再收到邮票时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没想到康强老师生气了。他写信、打电话批评我说：“做人要懂得感情，要遵循《同人》的宗旨——‘自助助人，人助天助’，学会接受别人的心意！”并举出了切身的例子来给我听。
康强老师还很关心我的身心成长。由于从小就失去父爱，在母性柔软的氛围里成长，与异性接触时，我的内心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心理，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心。他说异性相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告诉我什么是爱和喜欢、欣赏，什么是骚扰和伤害，怎样保护自己，怎样与人和谐相处。
我和姐姐的培君书亭开业后，康强老师为了增加我的收入，多次给我批发优惠价电话卡，经常一次就是几百元。最初，我考虑到他老人家也是重残人，负担也很重，接到东西后我没有按他说的那样卖完之后还钱，而是立即想办法东挪西凑硬是把钱汇了过去。康强老师在电话里又发脾气说：“钱的事不用你考虑，说好卖完了再还钱，你不听话，这样做等于说我不是在帮你，而是在增加你的压力和负担，我变成帮倒忙了，懂吗？你再这样不听话，我就与断绝外交关系！”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当做是父亲在帮女儿的忙，不要介意，好吗？”
而那一晚，我在《福建老年报》（2002年8月13日第739期）上看到题为《残疾儿子的敬老车》的文章，看到了康强老师的相片，50年前的康强老师经过那场劫难，坐在母亲给他加工制造的轮椅车上去上学，双腿膝盖以下的裤管是空空的……50年后，他用残疾人代步车带着母亲逛公园，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这两张照片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也想像到了康伯伯拖着假肢去给我批发电话卡的情景，为了买到价格便宜一些的电话卡，他也许要冒着酷暑跑很远很远的路，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那种心痛和感动，我流泪了……
那次，我的一篇文字《命运是海，我是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疾人》杂志联合举办的生命礼赞的征文中获一等奖。康伯伯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说：“我想要的是您！”康伯伯问：“要我做什么？当你的爸爸吗？”那一刻我好激动，渴望了那么多年，今天，终于有一个可亲可敬的长辈肯做我的父亲了，我的脸羞得通红，眼睛湿湿的，真想甜甜地叫一声爸爸，但张口试了几次，都被泪水哽住。
我知道，康强老师是一位失去双腿的重残老人，而我也是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轮椅女孩儿，以我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来说，也许，今生都不会有机会见面。于是，怀着无限的深情而热切的渴望，我给亲爱的父亲写信说：“下辈子，我要生在福州，做您的女儿，在福州第一中学上学，好吗？！”
中秋佳节，一份珍贵的礼物从祖国南方的福州越过千山万水，飘到最北的黑龙江省林区小兴安岭伊春，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高档月饼和福州小吃，还有一页信笺，上面写道：“祝女儿中秋节快乐，全家幸福！”
捧着那篇滚烫的文字，感受着那浓浓的、久久渴望的父爱，我深情地在心中喊道：“爸，爸爸！”
第二部分 支撑我们生命的美丽亲情 妈妈，我拿什么来爱你
春曼
妈妈头上的黑发几乎已经全白了。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的时候，还只是在鬓角零星地有几根白发，那时我和妹妹会趁妈妈睡觉的工夫，拿小剪刀轻轻地给妈妈剪掉白发，这样妈妈看起来会年轻一些。而今年，妈妈不得不用染发剂把白发染成黑色。去理发店连染发带剪发要花10块钱，妈妈舍不得去，她说只需花三块钱去剪一下就可以了，省下的七块钱可以给我们补充营养。
我和妹妹劝妈妈去化妆品商店买回来一盒染发剂，我的手已经拿不动梳子，妹妹主动承担起给妈妈染头的任务。妈妈先把妹妹抱到炕沿边靠着枕头坐好，然后搬来一只板凳横放在炕沿前的地砖上，这样妈妈坐下妹妹刚好能够到她的头发。事先妈妈已经把染发剂融到一个废旧的瓶盖里，妹妹用牙刷蘸一点染发剂，在妈妈的白发上一点一点地刷过，我坐在旁边看妹妹吃力地挥动着手里的牙刷，看那一根一根如丝的白发在牙刷的齿痕中无奈地掩去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沧桑。我的鼻子有点发酸，但我忍着没让泪水在妈妈和妹妹的面前掉下来。我的心在悄悄地抽泣，无奈地面对着这个无情的现实——妈妈老了。
以前我和妹妹翻身，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动静妈妈就会醒来，而现在晚上妈妈一旦躺下就会睡得很沉，若是我和妹妹翻身把妈妈叫醒，她就辗转反侧很难再入睡，第二天起床后她就会眼窝深陷或是周身浮肿。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姐妹躺下后，就会找一个能够躺得久一点的姿势，尽量多挺一会儿。我很怕睡觉，怕夜半醒来忍耐周身那被硌得痛彻心脾的酸疼劲儿，我经常是疼得满头大汗，心跳也在加速。而那个时候，静谧的夜晚里只有妈妈沉沉的呼吸声。我失神地睁着大眼睛数窗外的星星，任思绪飘渺。为了能让妈妈多睡几分钟，我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想等妈妈睡累了自己翻身的时候趁机叫醒她帮我翻身。
自从我20岁那年在抽屉底下发现那张我和妹妹的诊断书以后，每一天对于我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句号。我努力压抑着心底的恐惧和痛苦，向妈妈展示出作为女儿的所有快乐和欢笑。我和妹妹每天辛苦写作，我们想成为妈妈的骄傲，也想用自己赚的钱给妈妈买一份礼物。终于在妈妈过53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妹妹攒下200块钱，我们商量着想用这笔钱给妈妈买一件衣服，让女儿的爱永远温暖、陪伴着妈妈。可是我们坐在土炕上不能去商店，就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给表妹丽丽打了一个电话，求她帮忙去服装店用160块钱给妈妈买回一件浅咖啡色的小薄衫，这是我和妹妹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赚的钱给妈妈买衣服穿。与别人家的儿女相比，我们能回报母亲的不多，但我们想尽自己的力量报答母亲，减少做女儿的愧疚和遗憾。
妈妈和弟媳抱小侄子一涵打针回来，我和妹妹兴奋地把衣服拿给妈妈。她显得很高兴和激动，穿在身上试了又试，很合身。她舍不得穿，把衣服脱下来小心地叠起来放到衣柜里，只有在出远门或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肯拿出来穿，平时在家里还是穿那件捡亲戚穿过的袖口已经麻花了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