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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批道：“这话就算像针对着今天讲的一样。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变，任务没有变，只是我的地位变了。我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尽我自己所能了。”
第二十章
“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江青愤愤不平了。她想从毛泽东多年的斗争策略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方法用在今天，但最终还是徒劳的。
江青在大寨
早晨起来，江青愤愤不平地又仔细研究那篇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起诉书》和那本《刑法》的小册子。
她要从这两篇东西中寻找反击法庭的根据。说老实话，看了几十年的阿谀奉承文章和信件，再看这类批判和起诉她的东西，那两种心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她才体会到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对立着的矛盾着的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互相转化。世界上是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从权力的顶峰跌到监狱里，这就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就是到了法庭上，他们竟敢对她实行连拉带推，将她扭送出法庭。她认为法庭上对自己粗暴的推搡行为是法西斯，她问监管员：“法律上允许不允许对被告人采取那种像上刑场似的做法？我看了刑法的所有条款，找不到他们这样干的依据呀？我倒是找到了他们对我这样做是非法的依据。”
监管员让她拿出来，她打开《刑法》，指着第一八八条和一八九条说：“你看看，这里的规定他们这些人都敢违反，可想下面的人会怎么样了。我看更是无法无天！”
监管员看到上面的两条内容是：
”第一百八十八条 司法工作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而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九条 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实行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江青问道：“你说，你们是不是违反了这些规定？”
“没有，而是你违反了法庭的秩序，这在开庭之前是向你宣读过的呀。”
“看来，你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的。我也知道现在是没有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的。因为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当局的头号敌人，谁敢替我讲话是要受到他们的打击的。是不是呀？”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么理解。江青，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吧，不要太死心眼了。”
“你大概不是他们派来劝降的吧？我看他们也不会看上你的。你还年轻，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追求。我可不像有些走资派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那么多的好话，作了那么多的检查，到头来全要推翻。就像邓小平那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这是什么政治家，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嘛。我知道你会汇报上去的，那你就汇报吧。我什么都不怕，既然他们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和他们就只有公开的斗争了。”
这就是江青在被强行驱逐出法庭后的真实的思想和态度。
既然这是一场斗争，那么到底该怎样和他们斗呢？江青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现在，一切要靠她自己来决定，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这是对她独立作战能力的一个检验。江青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军事思想开始着眼，尽量从毛泽东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找些有益的启发。
毛泽东从抗战胜利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解放全国的战争准备，他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报过任何的幻想。他对今后阶段的科学预见和思想准备，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深刻认识和周到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确定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指导思想，立下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战略原则。
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人力、财力和物质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两个统帅智力的较量和毅力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智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毛泽东和杜鲁门智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用立足于打的真谈判来对付蒋介石的假谈判，借助于一切合法的形式来宣传我党的主张，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为我军的积极备战争取了时间。毛泽东在一定的限度里，对蒋介石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其实也是为了为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打内战计划。现在，我江青明知法庭是不会为我主持公道的，但是我也要利用合法的机会来揭露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阴谋，借以宣传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将中国革命到底，还是实现“划江而治”的方案，来个南北朝的不同统治，这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现在，我江青面前也有两条道路：是向法庭或邓小平低头承认犯罪，乞求一点自由和活命；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维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她认为，一旦她向法庭认了罪，就会使毛泽东的威望受到沉重的打击和影响。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所以，江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使为此上断头台，那也是最庄严的伟大的瞬间。
内战还未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杜鲁门和蒋介石对中国内战结局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估计。
毛泽东也担忧和焦虑战争的前途，但是他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江青也断定：她的失败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她自己的。
毛泽东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斗智和战略反攻阶段的斗智是截然不同的。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是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开口蒋委员长，闭口蒋委员长，甚至在宴会上还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显然没有表现出要最后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但是，就在和蒋介石巧妙周旋的时候，毛泽东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策划和制订了自卫反击的一整套计划。江青也是这样来考虑的：当最初告知她要对她进行审判时，她再三表露出她的身体很不好，嗓子也不能说话了，想找个替她说话的人，否则恐怕不能坚持到底，其实这也是迷惑法庭的一个策略。她的一切，就是准备到了开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亮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来给全国她的支持者一个鼓舞。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来了个不断求和的姿态，甚至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以此迷惑全国全世界的视线。毛泽东在既定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也不拒绝一切和谈的建议，但是把惩办蒋介石、李宗仁等战争罪犯作为和谈的前提，这就使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毛泽东不断地和他的对手们斗智，使得这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成为战略、战术、人心和人力的综合运用，将毛泽东的智力发挥得完美无缺，使人民战争从“百战不殆”到“百战百胜”，智力的杠杆作用，谱写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壮丽凯歌。连美国的战略学家对江青都说：“要不是毛泽东领导这场战争，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将重新谱写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智力作用，可以写一本广义的哲学史论。”江青认为，这位外国学者的话丝毫都不过分。
江青很想象毛泽东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和这次审判中来一个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和毛泽东的差距了。她现在才知道，自己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说心里话，连作毛泽东的学生，她现在都感到脸红了。
这时，她才似乎体会到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以保证这场运动的顺利进行。她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深夜，急促的电话从上海打来……
张春桥冷静地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反革命事件。他们今天绑架、殴打、围攻了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现在王力下落不明。‘百万雄师’和八二〇一部队的一小撮坏人竟然包围了毛主席的住地，迫使主席今天乘飞机到了上海。主席已派东海舰队和其他几个野战军包围了武汉。我劝你也要注意安全，小心一小撮敌人策划政变的阴谋。”
就在“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首都的各界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就冒雨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阵势，一下子波及到了全国，一片“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呼喊声。七月二十二日，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采取了果断措施，谢富治和王力顺利地回到了北京。本来周恩来是和他们一道坐飞机回来的，但为了制造声势，周恩来让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继续在天上盘旋，他的飞机先下来，当他和江青、康生、陈伯达汇合后，再通知天上的飞机降落，造成了周恩来在北京和江青等人一起欢迎谢富治、王力回来的情景。当周恩来、江青和王力、谢富治等人手挽手绕场检阅欢迎的队伍的时候，欢迎的队伍里继续出现“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当时，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谁也没有制止这个口号。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决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的大会声讨武汉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时，叶群给关锋打来电话问道：“是不是今天要开大会？林总想参加这个大会，你请示一下江青同志，看行不行？”江青马上回答：“当然可以呀。林总参加，这个会议的规格就要提高了。”果然，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群情振奋，发言的造反派里都是“要把党内、军内走资派揪出来”的呼声。林彪在城楼上说：“我正愁着没有题目做文章呢，现在好了，可以做文章了。这件事情可以教育我们的许多人。”
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陆续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的考验》等文章，传出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打倒一批人，而是为了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的目的。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了由林杰执笔起草，经关锋和王力审阅的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经周恩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