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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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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信这玩艺。所以说,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林彪、‘四人帮’,也要搞一下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是整人的,有的人先整人后来自己又挨整,还有的是先挨整后整人,总之很复杂。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的研究。”

“特别是军队奉命支左,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支左,不具体分析而处理人,势必把自己搞乱,把军队搞乱。”彭真说,“这次,公、检、法一定要按司法程序负责任。从各省调来的人,要让他们守纪律,不能给犯人通风报信,还要研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的具体罪行和特点。总之,是要把好关。看原始材料也要有一定的头脑,就是我那个《二月提纲》,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也不能完全肯定了。”

回到家里,胡耀邦就调来了当年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看了起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胡耀邦看完这份当年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对彭真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有了深刻的体会了。平心而论,这个文件同样是左的东西。他简直不能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拥护毛泽东高调的文件,怎么还要被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呢?从字面上他几乎看不出彭真有什么替吴晗辩护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还要为此把彭真打下去,而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看来,这个问题不通过这次审判解决了,真要成为千古之谜呢,

“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们的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位学术专家对胡耀邦说,“对我们这些无党无派的人来说,毛泽东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这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作为他保全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讲,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

这番话,使胡耀邦好长时间里没有说话。

是的,从字面上讲的话和实际的斗争原因竟是如此的不同。胡耀邦毕竟没有经历过当时的中央最高层的那场较量,所以他对事情的理解也只能是从这些文件上来看了。其实,问题的复杂远远地要超过他的想象。他不断地看材料,越发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

就在毛泽东酝酿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以中央工作组名义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已经出笼。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抛出的这篇报告中的末尾,就特意写道:“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作好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胡耀邦又仔细地看完了叶剑英等四人当时给毛泽东的信。

掩卷沉思,胡耀邦浮想联翩。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比江青等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别人就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而江青就是坏人办坏事呢?这里的标准怎么来定呢?看来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了。林彪在世时,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毛泽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容忍林彪等人从各个方面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林彪一死。毛泽东马上就把他们从监狱里和其他流放的地方再请回来,这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反复复就会永无止息。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健全民主与法制。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后,他和胡耀邦进行了好多次的谈话,他们的见解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再不能这样折腾下去了,说老实话,如果再搞反复,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彭真说。“这次审判要给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彻底地划上个句号。我们不能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上了。不过,这个句号要划得公公平平。”

江青是富于联想的,尽管是在监狱里,但在温暖的季节里,她好像看到中南海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当晨星渐渐模糊而终于消失了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层青色的薄雾。湖边的花朵都从甜睡中清醒过来。她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心思猜得很准。当彭真被选为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她就断定专案组一定会来询问有关《二月提纲》的事情。

他们果然来了。这时负责询问的不是过去的专案组,而是担任预审的公安人员。

江青虽然并不了解内情,但是她等他们一坐下就说:“你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彭真《二月提纲》前后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问的,所以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预审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莫非有人向她透露了预审的内容?他们的询问,倒成全了她的急于表露的心迹和她的荣耀,她的无聊和她的生命的火花:

“彭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根导火索,尽管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拿上他来作为突破口的。是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了出来。整他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反修战士康老。这个称号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承认这一点?”

讲的和历史档案对照,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例如吴晗这个人,他在前三年写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官问题作的文章。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特意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周扬和陆定一主持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多次说:“我还是我历来的观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党中央主席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人人平等。这几年,错误人人有,谁也跑不了。理论问题上,没有立,就没有破。先立后破。”周扬马上说:“彭真同志讲得好!”

十一月十日,江青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后,彭真下令:“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和北京打招呼?你们还有没有党性?”当曹荻秋告诉他这篇文章是江青组织搞的时候,彭真还对其他人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时,都比较积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了,没发现什么毒害。”

毛泽东发现北京的报刊不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亲自指示上海出版小册子,当上海新华书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征求北京的订购数字时,彭真指示:“我们一本都不订!”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压力下,北京新华书店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绝发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商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事情。彭真一到会,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说:“吴晗现在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也一样!”就在这次会上,彭真通知《北京日报》明天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赶快写一个编者按,特别要在唯物观上下功夫,凡是要点到吴晗名字的地方,都要加上‘同志’两个字。”接着,他干脆亲自口授了编者按。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一针见血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却说:“这是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批判》栏内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在他写的编者按中,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坚持要在按语中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十二月一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吴冷西、胡绳等人开会,彭真强调要采取“放”的方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和赞成姚文元的都发表出来,才好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扯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等。要真正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还布置邓拓写了一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应付。

彭真根本没有吃透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是要从政治上打开缺口,来一场矛头对准中央最高层一些人物的大革命。彭真的做法,显然阻碍了他的部署。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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