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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常态的政治愤例就不再起 作用，这种时候年青人就比较受欢迎了。提升选拔的常规也不再 起作用。在历史上，每逢乱世，人才往往特别多，一部二十五史， 在动乱时期着墨偏多，因为可书之事多，可写之人也多，并非乱 世有人才，而是因为乱世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原有的规则被打 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发展的制度建设往往荣于开国的时 期。可惜一到了所谓守成阶段，创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让 位于安稳持重，萧规曹随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 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人仕到公卿，平 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 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 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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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岁不得面陈一言。”〔1二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 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面参劾官员的“六法”，首 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 即“轻稚妄比久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 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 “浮躁”的借口参劾，丟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 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不能召见。
资历问题，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个号召力的问题，也 是个信任度的问题，由于变法的主持人缺乏资历与声望，年青的 皇帝再加上年青志士（康有为不过40岁、使得…贯柑信老成资 深者的官场对他们心存的疑虑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 否救中国，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状况，即对他们是否有利）的疑问， 更有他们能否成事的疑惑6当时士大夫习惯将围在太后身边的大 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这 称谓流皤了一般人对年青皇帝加年青维新派的变法中枢的不信任 感，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无疑，这种心理状况对变法事 业的成败是有影响的。王晓秋先生在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 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 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 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 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广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 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 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2〕也就是说，缺乏资历也往往与缺乏政 治经验相联系，因而从维新派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变法的运作。他
〔1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魅一。
〔2〕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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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轻躁冒进，急于求成，不知道如何争取同盟军，过于注重情 感和道德等等，都或多或少与他们缺乏经验有关。台湾有关戊戌 变法的研究也许并不比大陆深入，但有些人的有些话却很有道理； 张秉铎先生曾说：“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々其本身位卑职小； 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 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见也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 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 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由 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 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 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 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 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奄无效 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 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 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彳艮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 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 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 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
〔1〕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56页。 182
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 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 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应该说，由康梁等人设计的百日维新的种种政策并没有抓住 这个要害，有点像下毛毛雨，什么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点。是 不是康梁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没有清醒的认识，依然想走洋务运 动官办工业的老路呢？当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有为 就明确指出：“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 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 器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 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德 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内，为国大用，皆民厂也。宜纵 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 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1〕非常 明白不过地提倡民办工业、运输处，甚至矿业以及金融业（参见 《公车上书》其他内容〉。
但是，为什么百日维新的改革政策却变成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等等诸领域普遍润泽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维新真正吸 引注目之处绝非它的经济政策〉？我个人以为，这里也有康有为 “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的因素，也有补丁传统的影响。
补丁传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甲午战争淮军与北洋水 师的失利，洋务运动大为人所话病，但在甲午后大臣们陆续提出 的变革与整顿建议中，补丁的幽灵仍左右…切，几乎所有提倡经 济改革的方案中，无论开矿、修铁路、设厂、还是办银行，印钞 票等等，统统离不开官办的窠白，而且断然没有像日本官办之后 再处理作价给商民私办的后继方案，实际上仍袭洋务运动之故技。
〔1〕（中圃近代史资料选韓、三联书店，1954年，笫41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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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开办武备特科、经济特科的设想则是对科举制的补充，以洋 操编练新军则是对原有军队体系的补充（断不敢取消原军制乂张 之洞的思想实际上是最典型的0代表了大多数的有意求变的士大 夫的意思，（不然《劝学篇》怎么会风行海内，一时洛阳纸贵呢？） 他在百日维新前夕抛出的《劝学篇》，我在前面分析过，认为那是 张之洞的变法纲领，同时认为尽管有了《劝学篇》，维新派与张之 洞仍然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劝学篇》的许多内容其精神实质与 维新派有相通之处。但是，《劝学篇》也有与维新派的根本歧异 （有歧异不妨碍结盟〉，这就是补丁传统的幽灵，张之洞作为洋务 官营工业的最有魄力的实践者，他并没有从以往失畋的教训中醒 悟过来，意识到官办工业（衙门式工业？的病根所在。在他看来， 洋务事业过去之所以成效不显，原因有四点；其一 “人顾其私，故 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其二 “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面不能精”：其 三“朝无定论，故旋作旋缀而无成效”。其四“有器无人，未学工 师而购机”/1〕这四条的的确确都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人之 病、“时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统统都是癣疥之疾。 可是在他眼里，洋务运动只要解决了这些癖疥之疾，就可以“卓 有实效”。所以他非但还在补丁传统里打转，而且还要在洋务这块 大补丁上打上四块小补丁。
清朝补丁政策实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际大补特补的 实践，使得很多人对此甘之若饴，觉得这是一种很稳健又有实效 的办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最小。补丁传统的糜力还在于它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起作用。补丁是我们概括 出来的说法，当时的人们并不自知有这么回事，可是不知不觉地 会追随它。康有为虽然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 估了清朝传统政治习惯的威力，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
111〕张之洞：《劝学篇毒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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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种影响和他那种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与伊藤博文所 言：“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 而无效广）碰到一块儿，产生了奇特的变异，于是，就出现了百 曰维新的改革毛毛雨。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百日维新一揽子变法措施。 首先，在军事改革方面，虽然玫武科，效行西制整頓军队，但 没有伤及陈旧无用的八旗绿营兵制的骨架，更没有涉及已经开始 腐朽的湘淮军，所以只好算作补丁。
其次，在财政改革方面，虽然要仿行西方编制财政预算，还 要整顿改革税制〔缺乏具体方案〗，但既没有改革币制，也没有开 办国家银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补丁。
其三，关于广幵言路，准许臣民上书。这本是封建时代的 “贤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为开议会的替代，连补丁都算不上 （开真正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议院当时还不是时候，但兴绅权、倡绅 言的机构总可以设想提出夂
其四，整顿吏治、裁撤闲衙。这也是封建时代政治清平时可 以允许之事，所以是标准的旧式补丁。
其五，关于选拔新式人才。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无制度、 措施保障，所以尽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抚不保举/也没什么办法， 这一条也只好算作补丁，而且是没有多少效用的补丁。
这样箅来，只有科举制度改八股为试策论，大兴西式学堂，与 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经济改革措施不是补丁〖当然，有了这两条，就 足以证明维新运动从广度和深度上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 康有为“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擢小臣。多 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