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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这时站起来说：“丞相，我东林一党，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等以救国为己任，何来误国之说？”
吴应熊哈哈大笑，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圣贤书，就可以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真是把牛屁股都吹破了！本丞相就是要改变如今烂到骨子里的朱明理学，以后科举考试，不要再考八股文，而考策论，考抗击满清鞑子的见解，要改变过去士大夫以风格气节相标榜，只知唱道德高调，议论高而事功疏，没本事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面。”
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写得很好，自觉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他还开创了蕺山学派，这时也站出来道：“丞相说我等文人只会做道德文章，但孔孟之道数千年已矣，如何变？愿听丞相高论。若不能说服我等，我等今日就算赴油锅，也不愿再受辱。”
钱谦益这时也大义凛然地附和说：“丞相，士可杀不可辱，你今日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否则我等宁愿赴油锅。”
吴应熊哼了一声，对钱谦益嗤之以鼻，说：“别人我不知道，你钱大人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自杀的人，须知这油锅里滚烫的油，可不是水池里的冷水。”
吴应熊这话，其实说得没头没脑，武英殿里没人知道这著名的典故——这典故源于历史上的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兵临南京城下时，钱谦益的妾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大殿里一片安静，吴应熊说：“你们要讲大道理，本丞相也读过圣贤书，就跟你们好好讲一讲圣贤之道，打一下你们的脸！！孔孟之道在中国，从宋代就已开始异化了，程朱那些大儒，抄袭剽窃来佛家哲学，推出理学，把儒家本来就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你们想一想，没有欲望，人活着和路边的石头有什么区别？这结果，便把我大明造成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彻底背离，且不说先皇崇祯亡国时，内阁首辅魏德藻那些大臣的恶心表演，大太监魏忠贤弄权时，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何等荒谬？大明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其实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你们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然而这道德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法，社会必然伪君子盛行。就拿你钱谦益钱大人来说吧，你娶的那个柳如是，按照年龄都可以当闺女了吧？而且你包养人家却碍于礼教不敢给名分，这就不是风流而是下流了！还有，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却争相降贼！你们还要本丞相继续说下去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要是满清鞑虏杀到南京，你们会舍生取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吴应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打脸东林党，啪啪的，让那些东林党人，尤其是钱谦益，抬不起头来，武英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第六十四章 梦想
武英殿陷入沉默之后，吴应熊又开口说：“本丞相不是说道德不重要，我也希望大明人人都是君子，但这样的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建立不起来，只会是地狱。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而是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要人人做君子，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就会跟崇祯先朝一样，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对普通老百姓和军士来说，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一睁眼都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我们绝对不能把大明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上，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我们大明需要打击满清鞑虏的洋枪洋炮，需要扬帆海外的战船，需要开疆拓土扬我国威的虎狼之师。”
“丞相说得对！”马士英、阮大铖、还有武英殿在座的武将们，如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都觉得吴应熊真是牛逼，平日里他们就被东林党人骂得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这些道德家很虚伪，但想回击都找不到词，吴应熊竟然能振振有词，说得句句很有道理，说得钱谦益等人满脸羞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本丞相就做了一个梦。”吴应熊说：“我梦见江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人美其服，甘其食，乐其居，万世太平由我们开启；我梦见大明国富民强，收复辽东，鞭执天下，万邦来朝！我梦见大明的坚船利炮，将祖宗之土北扩莫斯科，东到扶桑，西吞罗马！我的这些梦想，都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就能实现的。”
左都御史刘宗周很安静听完吴应熊的长篇大论，有点心灰意冷，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决定辞去官职归隐——刘宗周一直提倡“慎独”，原文出自《礼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不逾矩，不越轨。比如程朱理学以为：“《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刘宗周的“慎独”是另辟蹊径的，已经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将王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从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来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这就是刘宗周的政治主张。
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刘宗周被起用为顺天府尹，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讲学。
崇祯九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却仍希望崇祯能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认为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崇祯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崇祯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再次告病求归。
崇祯十五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心诚”、“慎独”的学术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此时丞相吴应熊南渡主政，刘宗周又满怀热情来推销他的“慎独”思想，但他听吴应熊的言语，比崇祯皇帝还要求“实用”，他于是心灰意冷，站起来说：“丞相，先帝（指崇祯）之变，臣宜死；欲苟活之故，乃思烛火之躯报国也。今难以报国，乞归于山野。”
说实话，吴应熊对刘宗周还是很佩服的，他的学问虽然保守，但毕竟知行合一，历史上他效法伯夷叔齐绝食而终，私德也没什么亏欠，但是他的慎独学说，现在绝对不适合1644年的大明。
人各有所长，吴应熊知道大明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如将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让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也算是成人之美，于是，吴应熊说：“刘大人既然要归，本丞相批准了，你就挂着左都御史官衔，饷银照发，回乡里著作讲学吧。君子慎独，于政治无益，但对个人修身来说，还是大有裨益的。”
“多谢丞相理解。”刘宗周知道吴应熊这么做，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赶紧谢恩。
这时，礼部侍郎钱谦益觉得自己受辱，也想以退为进，辞官回乡，这样还能博得个好名声，他也站起身说：“丞相既然看不上吾东林一党，钱某也就此归隐。”
“钱大人，刘大人很干净，他回乡本丞相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你以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没那么容易跑掉！”吴应熊厉声道。
“啊？钱某所犯何事？”钱谦益自诩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谦谦君子，见吴应熊这么一说，脸上严肃的神情不像开玩笑，额头上直冒冷汗！
第六十五章 搞定钱谦益
吴应熊对钱谦益的人品，是看不起的，不仅是因为“水太冷”——一般说来，文如其人，只有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