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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战败，但的确仍然是实力第二的强国，这并没有错。”萌总裁笑道。
华皇的话，也惹得众女一阵窃笑。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气道：“虽然知道，但还是觉得生气。是不是强大的国家，就能这样怠慢？我们好歹是提前打过招呼来访问的国家，陛下怎么样也是亚洲最有权势的帝皇。”
“问题就在这里，欧洲人对亚洲的成见太深，还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封建农业社会的国家而已，别生气了。”萌总裁握着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气才顺了一点，她生气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华皇才会生气的。
法国的总统叫弗朗索瓦·保罗·儒勒·格雷维，是第三共和国第三位总统，1807年生于汝拉省蒙苏沃德雷。
格雷维个子不高，方肩宽胸，一头棕发，两颗眼珠深黑发亮，炯炯有神；眼窝深陷，前额又宽又高，高高的面颊，被篱笆一样的胡子围了半圈。
在胡子从中突出那只略显古怪的鹰钩鼻，他的嘴巴似乎有点过小，禁闭的嘴唇薄的就像刀片。
他的身材彪壮魁梧，但脑袋显得十分雅致，完全是一副传教士的模样。
弗朗索瓦是典型的19世纪学者，深有教养，学识渊博、崇尚伏尔泰哲学，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共和主义者。但是他对社会问题知之甚浅，特别对工人问题一无所知。他为人刻板，死守纪律，反对和怀疑一切改革，他说：“在公共生活中，不应该别出心裁，人家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有实干的权利。人类的事情会按自然法则水到渠成办成的。”
这位资产阶级身上不时露出农民气味，他博览群书，能大段大段背诵古代法国诗人的诗歌，这样，在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或无法辩驳的证据时，他就可以背诵一段富有哲理的诗歌来争取时间以深入思考，或者冠冕堂皇的回避过去，甚至可以借此巧妙的改换话题。此人行为古怪，要睡到12点或者下午一点才起床。
弗朗索瓦发表演说时很少做手势，他的措词是慎重的，语气是趁着的，仪态是冷静的。他并不想哗众取宠，力图用事实说服别人，他从不夸夸其谈，给人以亲切的印象。
此时的弗朗索瓦已经清楚华皇到了巴黎了，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对总理茹费理讲话。
茹费里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以实行反对教会的教育法和扩大殖民地而出名。
茹费理生于孚日省孚日圣迪耶，修读法律，1854年取得律师资格，不过，他很快放弃了这条道路，踏入政坛，曾为多份报纸撰写文章，而为人所知。
他用极其激烈的语言，批评第二帝国，攻击政敌（尤其是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男爵）。
后来茹费理把他对奥斯曼的批评集结出版，称为TheFantasticTalesofHaussmann。
普法战争期间，茹费理在塞纳省当省长，1870年巴黎被围困时任市长，当时首都陷入饥荒，因而使他得到一个一生难以摆脱的绰号：“挨饿的费里”。
18721873年任驻希腊公使，在以后的六年内参加共和党，反对保守派的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茹费理在担任法国总理任内大力削弱教会对第三共和政府的影响力，解散耶稣会，推行教育改革，禁止教会人士在任何学校任教（费里法）。
茹费理亦在任内打击依旧强大的君主派势力（如支持波旁王室复辟的正统派、支持七月王朝的奥尔良派），将很多在司法、军队、外交、行政体系顶端位置的君主派人士撤换。
茹费理对于德国的问题的看法和后来的总理约瑟夫·卡约一样，他并不主张和德国正面对抗。
当时，大部分法国的中、右翼政治家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神圣责任，亦即领导法国击败德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一雪前耻。
和他们不同的是，茹费理认为德国力量太大，单凭法国难以击败德国，和德国合作，避免挑起事端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不过，茹费理的这个政策并不受人欢迎。
俾斯麦担心法国会发动复仇战争。他认为，法国虽然脆弱，但是德国也不应该在战胜法国后索要太多利益。俾斯麦只想逼迫法国赔款十亿法郎，暂时性削弱法国。
不过，阿尔布雷希特·冯·鲁恩和毛奇（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是威廉一世）并不同意他的想法，主张逼迫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
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也阻止不了两人。他在战后感到，取得两省会带来负面影响。
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能通过各种手段，缓住法国人，但是，随着德国的同盟国（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之间的问题逐渐浮现，他感到法国终有一日会利用这一问题，反对德国。
在这个时代的欧洲政治中，茹费理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1278华皇眼中的法国】
茹费理上台后，不但没有鼓吹收复失地，反而把橄榄枝递向俾斯麦，令德国暂时走出困局，不再需要在奥地利或俄罗斯、奥地利或意大利之间作出选择。
俾斯麦因此赞成茹费理进行殖民扩张，更没有和法国进行扩张海外领土的竞赛，只建立了几个小型殖民地，以满足国内帝国主义者的要求。
俾斯麦认为德国和法国都有一个对手，那就是英国，他希望两国以此为契机，联手对抗英国，建立两大西欧国家的联盟。
茹费理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为摆脱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企图通过殖民为战败找到新的补偿，他在议会中发言“不许共和国制订殖民政策，那将是可憎的，反法兰西的。”
“当我们在我们自己规定的明智和审慎的范围内做这件大事时，我们是在为后代造福”。费里任内期间，法国不断进行殖民扩张。
“看来，华皇这次到巴黎来，是向我们示威的，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摆脱了日本的麻烦，已经在日本的九州岛站稳了脚跟，亚洲事务以后应该由华国说了算，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茹费理手舞足蹈，义愤填膺，似乎和华皇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事实上，华皇在上一次以商人的身份到欧洲的时候，就见过茹费理一次，两个人都没有对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
华皇的不好印象，主要来自他后世的那一点点少的可怜的历史知识，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不可能没有听说过茹费理，这个中法战争的罪魁祸首。
而茹费理看不上华皇，主要因为华皇当时只是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居然能说话，像是一个神话。
萌总裁的神童之名，在华国受到老百姓的敬畏，但是在西方世界，就不是太感冒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现在的茹费理这么讨厌华皇，肯定是因为华国，华皇和华国的崛起，影响了茹费理想要在亚洲开拓殖民地的大计！
而且，事实上，华国已经在此前同法国在越南交过一次手了，双方面都深切的感觉到，他们的第二次交手，随时会爆发，尤其是在华国现在强大了之后。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
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
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址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
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
在这种时候，华皇的访问，尤其华国正同英国在外交上关系紧张，这些都让法国对华国的敌对情绪很严重。
萌总裁本人对法国的印象也不好，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国自己倒霉。法国在历史上，就没有怎么出彩过，玩得好的时候，总遇到旁边玩得更好的抢关注度；玩砸的时候，底下却没人垫背结果惨遭围观。
耶拿打得好，但没几年滑铁卢被人家捉去了皇帝，然后大众注意力都被威灵顿吸引走了；色当时又被人捉去了皇帝，但同时期欧陆上并没有更惨的，于是被人围观个现行；二战开始六周投降，而其他列强不管胜负扛得时间都远远更长，于是又被围观；自由法国不屈不挠打得不错，但盟军主角是美英，所以历史关注度上并没有太大卵用；殖民地广袤值得一提，问题是作为第二名，声望值始终被作为第一名的英国人在上面压着；冷战期间独立自主，值得钦佩，但毕竟国际舞台上的主戏是美苏争霸，于是又被忽视了。在这种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的状态下，太容易招黑了。
不过，这也和华皇的历史知识有限有关系。
在军迷的圈子里看法国，法国当然被黑的很惨。
军迷无非是以战胜战败，华皇的一点点历史知识，偏偏多半都来自军事历史。
法国国力强弱这样一个角度看一个国家，这样的视角无疑是片面的。在后世的英语国家，换言之美国主导的世界，法国的影响力在边缘化，美国的商业价值观在向全世界扩散，所以华皇更容易看到美国的优秀而加以崇拜。
而法国学界20世纪以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像华皇这样的普通人往往是看不到的。
法国文化界低调，也和法语国际地位的下降不无关系。
19世纪的巴黎和维也纳并称欧陆文化首都。1900年的巴黎以奥运会和万国博览会成为世界的焦点。
从19世纪末到二战之前，巴黎以其咖啡馆文化，沙龙文化，继续保持着欧洲艺术文化首都的地位。法国有科布西耶，想起萨特，本雅明，德里达，福柯。有雨果这样的文豪巨擘，亦有罗丹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
从海明威到昆德拉，从茨威格到托马斯曼，法国都对他们有特殊的意义。
法国文学深刻影响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语文学家。
法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都开世界思想领域之先。波伏娃以她的《第二性》开创女权主义运动，这些恐怕远比普法战争战败，二战中第三共和国亡国，巴黎沦陷对文明重要的多。
从文化上来讲，德国只有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能和法国相提并论。
德意志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但是真正作为主流文化登堂入室的崛起是从18世纪的狂飙突进运动开始的。
像尼采说的，在当时德国人各方面都还是战败的法国人的学徒。
在这个时期德国和法国两国甚至连国力也旗鼓相当。然而法国依旧保有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地位。
普法战争后，“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又迎来了一个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