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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欧洲长期以来的均势状态，其实，不管是欧洲的列强国家，还是欧洲的次强国家，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国家，都有问鼎世界的能力，两个多世纪，就这样被他们彼此的内耗，给虚度了。
如果历史有幻想的可能的话，华皇倒是更加希望，第一次鸦片战争要是能够发生在17世纪的大明，那华夏早就成为世界老大了。因为，满清的文化和思想，都不配代表华夏站在世界舞台上，而腐朽的大明末期，那帮士大夫在受到世界列强的催化之后，将提早开眼看世界。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还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华夏朝代，华皇认为，都不具备搞资本主义的土壤，因为，封建政治体制过于强大，这是儒家最牛叉的地方。
明也好，清也好，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至于近代华夏的衰落，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其主要的特征在于：私有制，既私人拥有资本，并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些资本。以资本增殖为目的，雇佣自由劳动力进行生产，并由资本所有者主导生产。在市场中根据供需关系，以追寻最大利润为目的展开经济活动。
而传统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形成这种模式的条件。
1。政府高度集权，无契约精神，不保护私人财产，私人资本无法完成原始积累。
2。不存在权力制衡的机制，高度集权的国家习惯按照政治原则干涉经济活动。
3。庞大的小农经济难以解体，而且不能解体。（因为在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无法消化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只会形成流民潮。）
4。缺乏资本流传的途径，因为没有新技术推动新的产业的出现，以提供更高的利润，商业资本缺乏其他增殖的途径，最终都转换为了农业资本，回归小农经济。
5。中国在东亚独大，而且巨大，自给自足，没有交易的需求，无法促进商业的发展。
6。缺乏贵金属，落后的金融环境，货币体系和财政制度。
资本主义中的资本，指的就是私人资本，而明清这样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是从来不尊重也不会保护私人资本的，因为没有一种势力能够制衡专制政府对民间资本进行剥削。
欧洲社会在罗马崩溃以后长期是以封建社会的形态存在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做到权力的一元化，君主，贵族，市民团体之间势均力敌，相互制衡，没有一个人能够独享权力，亦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其结果就是大家必须要协商与合作，互相照顾对方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契约精神。
而明代呢？我们不是一个封建社会，全国的权力都出自中央政府，出自皇帝，不存在权力的分享与制衡。
因此就没有协商的条件，想征税就征税，不用找你商量。而巨大的财富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私人资本的膨胀必然会让专制政府对产生恐慌，继而在你强大到能挑战它之前干掉你。因此资本所有者无法与政府抗衡，要么和政府合作成为官营资本或者买办，要么就在盘剥中破产灭亡。没有人真正的能够完成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更谈不上权力分享和契约精神了私人资本。最多只是皇帝的牧羊人，养肥了就要被割肉。
而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被褫夺的私人资本，在专制政府手中亦不会被用做经济生产，亦不能完成原始积累，而是拿去打仗或者买买奢侈品，就那么挥霍掉了。
在欧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它最早完成中央集权，尽管发现了美洲，积累了大量黄金，但这些财富没有被民间资本用来发展经济，而是被宫廷花去买英国棉布了，结果就是促进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西班牙尚且如此，何况明朝这样保守的农业国家。
发展资本主义首先要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得财富与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俩，一是靠赚，也就是商业，二是抢，也就是掠夺。
而明代呢？假设华皇自己是一个穿越到明朝去的商人，大明朝，大家都关门男耕女织，不需要太多交易，因此国内市场狭小，赚不了大钱。
九边，朝廷和蒙古人搞边贸合作，可总赊账，你要钱就砍你。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海禁，你出不去，出去了就是倭寇，杀光。但你还是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来攒点钱，没被逮着，发了财，上下打点好，还出去找死干嘛？人有钱了，命也值钱了，就不出去卖命了。
在大明，国内最赚钱的是卖盐，可你得从国家那买盐引，大头还是国家拿着。贩粮？运茶？卖丝？制瓷？国家不参股你卖的了么？最后算来算去在这个国家投资赚钱，或者说大官僚，士大夫阶层在赚钱，走到最后，也是走到当官的路上去，当官的人一旦跟钱挂钩，就不用想社会发展了，这也是华皇严厉禁止官员做生意，或者发现官员以及官员的直系亲属，跟做生意相互挂钩，都会被制裁的原因。
最安全的方法才是利润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资渠道，无一不是农业经济，再加上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以及政治风险。所以到封建制度的强盛时期，只能买房买地科举当官，于是商业资本最终回归土地，以末养本。商人阶层最终转化为了大地主，反而巩固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至于外国蛮夷你也少来，不是朝贡使不说，还想跟天朝谈平等贸易，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当时的洋人又打不过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们愉快地做起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为了解决福建人民的生活问题，开了个月港允许福建进行对外贸易，墨西哥的白银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最终还是被换做田产，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艺品。
而在欧洲，由于国家林立，又没有人能真正自给自足，因此有着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活跃的贸易需求不断刺激着商业发展，西班牙土豪从美洲拉来黄金，用来买英国乡巴佬织的布，荷兰中间商从中贩运，资本的流入最终刺激了各国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这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所不具备的，没有需求，何来发展？
再说掠夺，如果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要么对内掠夺农民，要么对外掠夺原住民。这两者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渴望财富的市场的呼唤！
前者为了扩大生产，然后赚资本，后者就是直接抢资本，抢了以后再投资再赚再抢，由于身边还有小伙伴再抢，那你就必须更加把劲儿地去抢。
而明朝这样一个静态的农业帝国，既富有，又缺乏内外竞争，根本没有出去掠夺的动机，国家的主要义务是赈灾和保持小农不要破产，社会和谐了，就好，投机倒把的事，不要搞。所以，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持和对私人资本的保护，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最终只能回归农业。更谈不上原始积累。
从政策上讲，资本主义的的发展是需要国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励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资本的增殖，为了扩大生产而迫使农民破产，以提供自由劳动力，政府通过税收从私人资本的增殖中受益。
而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依靠田赋和人头税，其税源主要来自自耕农，也就是小农们！他们是真正的国本，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利润在明代这样量级的国家面前，是十分逊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无法让政府提起兴趣，而商业的发达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以及税收和管理的困难，这都是动摇农业国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业所带来的对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国家之大忌。更何况明朝的经济政策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都是保守而消极的。
这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平均主义：因为对蒙古统治的厌恶与反动，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打算“恢复中华”，他期待国家回到蒙古人的腥膻污染前的状况，于是他就着手恢复到古代的理想社会去，在经济上的表现非常消极，他为了维护农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割苏杭商业发达地区的肉，去填不发达地区的坑，为的就是保持整个国家发展的平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让资本和劳动力集中于一处，但在明代这种国策的干涉下，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二是放弃对经济秩序的管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金融管理的消极，主要体现在铸币方面，明代的铸币量和宋代相比是极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缺铜，明初发行纸币失败以后，大明朝就对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于在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税收又回归到了实物缴纳的状态，而这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再者，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之下，政治正确的做法始终是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国家工作重心始终是以小农利益的为中心的，打击大地主，增加佃农，使耕者有其田这样的仁政才是古代衡量一个朝廷的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准，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敌。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这在明朝确实也出现了，因为明朝的统治在传统政治看来是失败的。朱八八的复古主义分封了一大批只许吃饭，不许干活儿的藩王，再加上官僚阶层的各种特权，培养了一大片大地主和失地农民，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和英国圈地运动中形成自由劳动力是一致的，都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称呼这些人，在明朝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流民。而最终大明朝亦是被这些人推翻的。
为何同样的自由劳动力在英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明朝却推翻了一个帝国呢？区别就在于经济结构的不同，英国人为了贸易利润扩大生产，对自由劳动力有需求，这些需求就消化了他们，把他们转化为了产业工人。而明朝由于前面说的种种原因，根本不存在消化这些多出来没事干的劳动力的产业，最终只能被流民埋葬。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朝缺乏与商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由于贵金属缺乏，中国很难稳定地为市场供应货币，直到纸币发明，政府由于缺乏金融知识，滥发纸币导致货币信用破产，最终放弃了货币政策。
因此民间自发使用的货币替代物便出现了，那就是白银。然而白银并不是货币，它本身不具备完整的货币属性。白银并非抽象的符号，没有币值概念，白银作为通货本质依旧是以物易物，不需要政权的认证和信用担保，这和铜钱的性质相去甚远。也正因为此，政府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干预市场，而明代落后的财政制度由使得它难以有效地从民间财富中获得税源，财政危机成为常态，故而只能通过加税进一步掠夺农民，激化社会矛盾。
清代通过购买日本铜矿发行铜钱的做法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始终无法解决缺乏贵金属的天然缺陷。最后，明朝太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无论怎么发展，在庞大的农业经济面前都是个小不点，很难消化巨大的自由劳动力，产业升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从这些劳动力手中夺取生产资料的速率是不平衡的，因此这个社会要么在转型中崩溃，要么新的经济因素在转型中枯萎，对于明朝而言，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