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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的晋升应该是逐级的。科长、副处长、正处长、副局长、正局长、副部长、正部长，应该这样有序晋升。但是后来你别晋升了，我给你加一个衔儿就完了。假如你现在是处长，我给你加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你就一下子相当于副总理了。优点就是哪天我看不上你，我把这个衔儿一摘，你就又回去接着当你的处长去，特方便。所以以后，既然设立了同中书门下三品，三省的长官就变成了虚衔，甚至设而不授。
中书令该退休的时候，本来要任命一个新的，现在就不任命了，空着不设。即使设了，也都是给那些还有两年就快死的老臣，让他荣誉一下。一把年纪了也不入政事堂议事，也议不了事，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老到那个份儿上的，给你个太师中书令，也是位高权不重。
真正掌权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帮临时替换，来去全由皇帝秉断的人。中国古代的官员一二品穿紫袍。《红楼梦》里说：“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三四五品是红袍，六七品官是蓝袍，也就是青袍（江州司马青衫湿），八九品的官就是绿袍了。中国有一个成语，形容一家全是当大官的就说他们家满门朱紫，除了红的就是紫的。现在所说的红得发紫，意思也大致相同。
这样的话，充当临时丞相的如果是小官，穿青衫的，给你加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衔，你只要换个颜色的官服穿就是了，从青衫变成紫红的。等什么时候皇上不待见你了，这个衔儿一摘，你还回去穿你处长的官服去，红袍的还是紫袍的给脱下来，换青的上去。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隋唐时期皇帝想出来的削弱相权的办法，它不但将相权一分为三，更关键的是后来把丞相之职演变成了临时工，成了皇上的打工仔。中国古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宰相由一个变成一窝，由独相发展到群相。
天下英雄尽白头
孔子提倡素质教育，现在我们也提倡素质教育，中间这上千年的应试教育是怎么来的，就是从隋唐开始的。
当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再靠士族地主垄断官职，已经不行了。所以隋文帝开始想别的招儿，废九品中正，开科举士。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从隋炀帝开始，整整1300年，一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才废止科举考试。科举制虽然废止，但这一千多年的卷子已经把中国知识分子考习惯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做卷子做得脑袋大是因为隋朝的时候被摆了一道。
虽然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当时这个制度还是十分客观有效的。
唐朝贞观时，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创武举，不光文的可以科举了，武的也可以。另外还开创了殿试，就是皇上亲自考你。明清两朝，殿试都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像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代圣主，基本上都是皇帝自己出题、自己监考。
开元年间则是高官主持考试。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一演就老是和ブ鞒挚际裕瞳｜相当于宰相。这样一来，科举制经过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几代皇帝，就逐渐形成了。
科举制形成的作用有这么几点：
第一，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以前是王、谢、袁、萧这帮家伙垄断仕途的。现在不行了，科举抑制门阀，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实际上也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因为庶族地主能够通过科举做官了，不再嫉妒高门大阀里那些个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的窝囊废，以后纯靠本事吃饭。
第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它把读书、考试跟做官联系了起来。原来那种目不识丁的人，再做官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当然唐朝实际上选拔官员还是以士族子弟为主，并不以科举制为主，而且即使科举制也有身份限制，农民就不行。到了宋朝才开始英雄不问出处，谁都可以参加，挖完煤去考一考，考上了照样飞黄腾达。
另外，在唐朝科举考试不是你想考，一考就能考上的，它非常难。当时分进士、明经两科，明经科就是填空，子曰什么时习之，你填一个“学而”就完了。虽然明经好考，但是考上之后也做不了大官。
进士科就特别不好考。诗词曲赋，时务策，国家大政方针，该不该开奥运？你得写一篇论文。唐朝人讲话：“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30岁考中明经属于老明经，因为那玩意儿简单，50岁考中了进士却属于年轻的进士，因为那个难。唐朝人平均寿命是29岁，要50岁考中了进士，那是什么概念？得跟人拼寿命吧。等你把别人都拼死了，你活得最长，叼着人参做完卷子考上之后，回顾起来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考试。文人一辈子全都去考试了，还有工夫琢磨怎么造反吗？读书人不琢磨造反，剩一帮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文盲，就更别反了！
唐太宗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巡查考场。科举考试不像现在高考似的，年年都考，考进士是三年一考。唐太宗每次去看考场，一看大家兴高采烈地来了，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又兴高采烈来了，然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去；三年后再来一次。眼瞅着这帮人黑头发给考成了白头发。唐太宗身心十分愉悦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你们都上当了，掉我的圈套里了。唐朝人写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你让他考试，让他考不上，给他一个希望，他又考不上，这个哥们儿整天干这个，把头发都干白了。
毕竟像洪秀全这样干了几次没干上就造反的人特别少，因此有人说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牢笼志士。特别是到了后来，宋朝农民都可以参加考试的时候，阶级矛盾就进一步缓和了。农民百姓想当官的话，不用去造反去抢了，只要六经勤向窗前读，干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中国的古代传统社会，为什么顽固，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可动摇？就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科举制被介绍到了欧洲，形成了今天欧洲的近代文官制度。再后来又传回到中国，叫国家公务员考试，实际上就是科举制。比如我是学历史的，如果我们党竞选赢了，我就能够担任国防部长。一个学历史的怎么能担任国防部长呢，你懂得业务吗？我不需要懂业务，副部长懂就行，因为副部长是考上来的。考试考得最高就考到副部级，正部就是政治家了，副部往下是官僚，它是职业的。
政治家不专业没关系，国防部长是拿大政策的，底下一帮考上来的专业参谋给拿大政策的提意见就行了。而且国防部长主要的任务是到国会要钱，要经费，不真指望着他去打仗，所以谁都可以干这个。日本的内阁更迭多快，首相一年完蛋，一完蛋部长就全换，这种大换血，国家怎么没事儿？因为副部一级稳定，换再多不专业的部长都没有关系。所以近代文官都是由科举制考上来的，这让政局特别稳固。
第6节 红红火火好日子
有地，你就给我缴税
隋朝一开始沿用了北魏的租调制，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但是这个有年龄限制，50岁以后才可以纳绢代役，不到50岁的话，该服徭役的你还得去。
唐朝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谷物叫租，绢和布叫调，在服徭役的期限内如果想不去服役的，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庸。唐朝的庸不再有50岁的年龄限制，甭管多大的人，只要不想去服徭役，都可以纳绢代役。本来，在农忙季节如果大规模征发徭役，就没有人种地，会误了农时，现在不愿意去的人可以纳绢代役，留着劳动力去种地，多有好处。
租庸调有一个前提，我给你交租、交庸、交调，但是你得给我土地。你不给我地我拿什么交租子，布帛是地里种出来的嘛，得种麻才能纺麻布，种桑树才能有绢子。但是中国古代的土地是私有的，归地主所有，那么国家要给百姓分配土地，这个待分配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显然不能把地主的地给没收了再去分。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新开垦的，再一个就是大规模战乱、人口大量死亡后所形成的无主荒地。不过，随着国家承平日久，人口增加，无主的荒地几乎没有了，新开的地也够呛，能开的差不多都开完了，那要去哪里拿土地来分给百姓呢？
这时候政府有了新的应对措施，它规定，每个成年男子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可传之子孙，80亩口分田，死后得归还给国家，然后国家好拿去再分配。想得是挺好的，问题是到了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
土地本是私有的，这些大地主大官僚们占有大量土地之后，还兼并农民的土地，没等农民死，他这一百亩地就没了，被兼并了。这一被兼并，国家就找不着口分田再往下分了，新出生的人就没地了。没地了，我的租庸调就交不了了，农民就只能逃亡，逃亡后，政府的租庸调就收不上来，国家就没钱了。整个连锁反应就是，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家就得想招儿，不能再按照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公元780年，唐玄宗的曾孙唐德宗接受大臣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指的就是户税跟地税。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年收两回。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表明朝廷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原来的租庸调制，收税标准是以人丁计算，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百亩，每年为国家交比如150斤粮食，两丈四尺绢布。有你这个人，就有国家的150斤粮和两丈四尺绢布。这意思就是，哪怕当年国家分给你的地已经被兼并了，地都没了，但是只要你人在，照样得交。那你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那么被兼并的地到哪里去了？到我这儿了，因为我勤劳致富。我们家八个儿子，你们家就两个丫头，所以你们干活干不过我们家，最后我们家发了财了，把你家的地兼并过来了。但我怎么交税？我还是按照我的人头走，就算我现在有四千多亩地，我还是按照两丈四尺绢布，150斤粮这么交，因为我就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我交的和你一样。
所以两税法以前是按人丁为主征税，而现在则按照土地财产为主，你有地的你多交，你没地的就少交，甚至不交。没有土地的商人，交总资产的130。这就表明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原来租庸调制下不允许人口流动，你这一百亩地在海淀，你人跑朝阳去，我跟谁要税去，你的地在海淀，人必须在海淀，地在人在。现在无所谓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因为谁占了这一百亩地，我就跟谁征税，你可以随便流动。如此一来，你在这儿没有地，可以上有荒地的地方开发，在海淀的地被兼并了，你可以去昌平、平谷，这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两税法实行的好处就在这里。
两税法一实行，国家不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