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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个经典的问题正在拷问每一个大明官员。王朝在才有官员在，王朝倒，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没有人能作出清晰的回答。
崇祯镇定了一下情绪，坐回龙椅：誓死效忠？怎么个誓死效忠法？就凭这样的精神状态？好了，这问题也不多说了，谈点实际问题。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到山西了，五十万人马啊，怎么办？要挡住他甚至要消灭他，我们就要组成一支百万雄师，组成百万雄师不难，难的是要筹措数百万军饷。大家也知道，这些年年年打仗，国库早就空虚了，钱从哪里来，大家出出主意。
无人吭声。
崇祯讥讽地：刚才还说誓死效忠，现在怎么，都不效忠了？
一个阁臣出主意了。他的话说得很不连贯，因为这个主意让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建议皇上把私房钱（内廷的钱）都拿出来当军饷，这让崇祯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倒不是不舍得拿出来，而是觉得私房钱也没多少，拿出来也无济于事。再者说了，拿私房钱当军饷去打仗，在崇祯眼里是一个王朝穷途末路的表现，尽管他刚才面对百官言之凿凿，声泪倶下，觉得大明马上就要完了，但这并非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只要硬拖，大明还是能拖下去的。这世界上万事万物，就怕一个“拖”字，都拖了十七年了，难道就不能再拖个十七年？崇祯心里突然对大明的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
第三节 李自成急促的呼吸声
但是李自成却时不我待，他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响了。正月初九，李自成派人给崇祯送来了战书，告诉崇祯一场决战已经呼之欲出了，时间就定在三月十日，地点则是北京城。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将在这个时间兵临城下。
崇祯谨慎的乐观一下子烟消云散。
三月十日。
致命的三月十日。
一个王朝的三月十日。
如果从正月初十开始计算，那么大明王朝离这个生死攸关的时间点只有短短的六十天时间了。
崇祯又开始感慨了。
不能不感慨。
不能不抓紧时间感慨。
因为现在的情势之下，感慨也是感一次少一次了。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
这是沉痛的感慨。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慨。
这是最后的感慨。
满朝文武又哭成一片，然后就是表决心，表忠心，哭着喊着要代帝出征。在众多真真假假的出征候选人中，崇祯的泪眼锁定在一个叫李建泰的阁臣上。这个李建泰是山西人，而现在李自成正在山西地面上攻城略地，李建泰为了保卫家乡应该不会磨洋工，并且李又是山西巨富，再联络几个有钱的山西商人，军饷应该不成问题。
就他吧。成也是他败也是他。大明只有一个李建泰。最后的李建泰。
出征仪式搞得那叫一个隆重，摆了十九桌。文臣九桌，武臣九桌，居中的一桌是御席。所有官员喝酒一律用金杯，他奶奶的，金杯也是用一次少一次了，总不能都留给李自成用吧。崇祯亲自为李建泰倒酒，连干三杯，还和蔼可亲地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搞得李建泰边喝酒边眼泪哗哗的，哗哗的眼泪掉进酒里，酒就成了注水酒，没什么味道了。但此时的李建泰心情复杂，根本无心去品尝什么味道。一个王朝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他都快被压垮了。
李建泰出发了，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午门外一直排到正阳门外。崇祯扶栏目送良久，直到李建泰越走越远走成了一只小蚂蚁，他才惆怅地回宫。
但是李建泰出征后却没有给崇祯带来好消息，他一路走得很不顺，各地方长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李建泰的部队缺兵少饷，害怕他到山西地面来征兵征饷，纷纷拒绝他进城，搞得他带着人马在荒郊野地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那叫一个又饿又渴。正月二十九，他的人马走到了广宗县城，实在走不到了，要进城补充一下给养，结果一个小小的广宗县令竟也敢阻止他进城，搞得他火起，发兵攻打了广宗县衙门，取得了他出征以来的第一场胜利。
接下来就是失败了。三月初五，和农民军交手，他兵败于真定，只好“战略撤退”到保定城，结果农民军猛烈攻城，李建泰在千钧一发之际想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格言，毅然选择投降。这之后前程似锦，先后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大清政府的内院大学士（再一次“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结果）。崇祯知道这一切后，再一次感觉自己所用非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时代，有人用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早已不听招呼，紫禁城里又有多少肯为他效忠的人呢？
誓死效忠是一句很响亮的口号。
但仅仅是口号。仅此而已。
在崇祯再一次陷入迷茫之际，左中允李明睿献上一计：迁都，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进取。
崇祯当然明白，以图进取是鬼话，和李自成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则是目的。
如果迁都事成，那就等于把大明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他人。
这个，祖宗接受得了吗？
广大的干部群众接受得了吗？
特别是，作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我崇祯能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
崇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李明睿从大年初三开始就不断地给崇祯洗脑，希望他面对现实，冷静选择，毅然迁都，以图进取。但崇祯一直在拖——直到李建泰担任大顺政府的丞相之后，他才把迁都摆上了议事日程。内阁开始讨论李明睿的提议，内阁首辅陈演深沉地爱着他的祖国，反对迁都，但是胆子有点小，不敢直接出来和崇祯对着干，而是暗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反对，这光时亨也是不怕死，上疏称南迁之议是“邪说”，要求“斩明睿以安人心”。李明睿当然不服，和他打起了口水战，一时间朝廷主迁派和反迁派立场鲜明，誓不两立。
崇祯当然明白，光时亨背后有人，这个人就是反迁派领袖、内阁首辅陈演。崇祯对陈演的不合作精神那是相当恼火。他奶奶的就你爱国，我崇祯不爱国？这个国还是我崇祯的呢！你以为我愿意迁啊，这不没办法吗？局势走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能是暂时南迁再作打算。你倒好，堂堂一个内阁首辅，这么不明事理，非要逼得我罢你不成？还好，崇祯的罢免令还没下，陈演就主动辞职了——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内阁首辅或者过劳死或者被冤死，我不做还不成吗！陈演挥一挥衣袖，和一个王朝悄然道别。
陈演走了，崇祯的烦恼却依然存在。继任首辅魏藻德竟然和陈演一样，也采用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来对待南迁，这让崇祯体会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知音难觅。知音难觅啊。这年头，找个肯一起迁都的知音都这么难，看来世道真的变了——难道我大明的官员，一夜之间出了这么多爱国者。
皇后周氏的一番话让崇祯终于明白什么是大明的爱国者：反对南迁的大部分是北方官员，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且大都在北京置下千万家产，这一南迁，什么都没了。另外也有一部分官员对局势的发展还抱有幻想，认为李自成终究不可能攻下北京城，因此反对南迁。
原来如此。不过如此。崇祯对老婆周氏不禁肃然起敬，但有一个问题他还是不明白，一向深居内宫的妇道人家，为什么对这一切看得这么透呢？
因为人心都是一样。都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臣妾是南方人，思迁，思归；而那些反对者是北方人，思稳，思留。人心都是一样的。皇上。
那我该站在什么立场考虑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我崇祯的立场吗？
崇祯苦恼了。
南迁之议最终不了了之。
崇祯明白，也只能不了了之。因为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即便他下死命令走人，跟在屁股后面的又会有几个人呢？大部分官员会以爱国的名义留下来在京城看管他们的钱财和不动产，不会跟他崇祯走。
这就是崇祯十七年的现实。
冷冰冰的现实。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同理啊。
都迁不成，崇祯只能另想办法。为了守住北京，他提出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建议，供百官们讨论。
百官们糊涂了。这还用讨论吗？调不调人不是你皇上一句话的事吗？为什么要讨论？
崇祯阴着脸不说话，百官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他奶奶的哪是小事啊，这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啊！吴三桂一旦入关，那就意味着放弃宁远及山海关以外的大片国土。不战而弃国土，这样的“罪责”谁敢担当？
皇上也不敢担当，所以要讨论。
讨论就是表态。
表态就有立场。
有立场就有是非。
官员们谁都不想惹是非。
兵部尚书张绪彦说，吴三桂调不调回来，要看放不放弃宁远，而这一切全都取决于皇上。其他官员也连声称是。
崇祯干笑两声，心里恼怒异常：呵呵，把球又踢回来了，你们这些鸟人，好处都是要的，责任都不当，凭什么要我一个人独断，最后让我担一个昏君的罪名？！凭什么？
但是形势比人强，就在崇祯和百官们在玩太极推手之时，太原陷落。这下崇祯急了，他不理百官，而是直接找了吴三桂的老爸吴襄，想听听他的意见。
吴襄当然明白崇祯一直在找替死鬼。百官们不愿当替死鬼，他吴襄当然也不愿意。在他和崇祯深入的探讨过程当中，他列举了一个现实难题让崇祯知难而退：要宁远守兵退回关内不是不可以，但是代价昂贵。这些兵爷差不多每人在关外都有价值几百两银子的庄田，你现在叫他们舍弃不要匆忙人关，朝廷拿什么田地赔偿他们，如果朝廷打马虎眼不认这笔账，他们怎么会为朝廷卖命呢？还有，现在朝廷还欠他们十四个月的兵饷，要不是我儿三桂在那里着力弹压，说不定早就反了。这时如果入关，朝廷是准备清欠他们的兵饷吗？还有关外的六百万老百姓，他们也要随同入关，怎么安置，安置银从哪里出？皇上都想好了吗？
崇祯一听头都大了，这么多问题他是没想到的，遇到问题绕着走是他的一贯风格，这事不妨先拖一拖。当然崇祯也考虑到了“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这一回他却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严重到他直接冲撞了红线。因为李自成再也不给他机会了。
最后的机会了。
第四节 第一千零一个贝壳
公元1368年是戊申年，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以天干地支而言，它们只有一字之差。
但恰恰是这两个年份，构成了一个王朝的起点和终点。
戊申年的朱元璋意气风发，完成了从和尚到皇帝的人生身份转变。
和所有有能力改朝换代的君主一样，朱元璋幻想着一个王朝的天长地久，他绝想不到两百多年后的某个甲申年，会是他亲手建立的这个王朝的大限。
当然崇祯也没有想到。
登基之初，他也曾意气风发，力图中兴大明。
但为时晚矣。就在这个甲申年的三月，一切戛然而止。
准确地说，是在三月十九日的子时，崇祯将自己那颗多疑的头颅无奈地伸进了煤山脚下一颗歪脖子树上系着的绳套里时，一切戛然而止。
但一切他又看得分外分明，从来没有这样的分明。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九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