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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灯下越看心中越是喜欢！边宝泉真是懂事，知道自己要下重手处置一干人，便了这样一道奏折？再往下看去·分论杨昌浚和胡瑞澜二人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是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浚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这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义，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着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而指责杨昌浚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不应允准，此其心中尚有朝廷乎？”
这样的文字出现的参劾的奏折中，便已经把杨昌浚几次放言无忌升到了藐视朝廷，有不臣之心的程度，皇帝自然知道，边宝泉的这篇奏折有一些耸动听闻，杨昌浚或者狂妄，但绝不敢有不臣之念！
不过自己一力要重办杨乃武一案，也不是为了这屈枉的浙江生员——一个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死活济得什么？掩卷长思，皇帝觉得这件事进展到现在的地步，也到了该收官的时候了。
第二天一早，军机处进见，皇帝正式问起此案。奕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要请旨办理，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宗旨定下来，方可奏拟。”
皇帝不理他，转问朱光第，“你说呢？”
“臣以为，还是应该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皇帝这样说道，“就事论事自然是稳妥之法，但你们想想，如同杨昌浚、胡瑞澜两个，为叶杨氏和杨詹氏两次入京呈控，不提你们如何，就是朕，也曾两次降旨，钦命浙江下认真研鞫，务求一举释百姓、朝臣之疑，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皆知？”
他的语气一片冰冷的说道，“仅从这一层而言，杨、胡两个欺罔之罪，就断不可轻易饶过！”
奕面色一变，若是这样论罪的话，哪里还有这两个人的活命？偷偷瞄一眼肃顺，鼻观口，口观心，站在那里如木雕泥塑的一般，倒似乎对皇帝的话毫不意外？这一下他知道，这君臣两个一定有过奏答了！
只听皇帝继续说道，“朕临朝三十年，尔等也是随侍多年的老臣子，你们说说，我大清朝可有如杨昌浚这般肆行无忌，不将朝廷、不把朕煌煌谕放在眼里的乱臣贼子？”
奕几个目瞪口呆，正在迟疑该说点什么的时候，肃顺忽然前一步，“皇乃天下之主，四海同钦；杨昌浚、胡瑞澜等妄行不法，屡次对抗圣命，这样的逆臣，皇何必为其动了怒气，左右有朝章法典，按律治罪便是了。
“还有，那个裕禄，也不能轻易饶过！说什么此案一翻，外官不可为？简直是狂妄至极，像这样的混账奴才，有一个朕就杀一个，笑话！只要一心为民，公道自在人心，什么叫外官不可为？他不是说‘不可为，吗？就让他到刑部诏狱中呆着去，让他好好凉快凉快！朕就不相信，少了他一个张屠户，就要吃带毛猪吗？”
第166节雷霆处置
第166节雷霆处置
朝廷对于杨乃武一案的涉案及不涉案人员的处置狠辣之极，十月初七日，朝廷有上谕明发天下，洋洋洒洒，数万言之多，只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训，以及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很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接着是破除疑问，其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
等到用文字尽数解释清楚，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的，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因为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无挟仇索贿情事，唯始则听任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骏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以‘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罪，殊觉轻纵，应该请重，发往黑龙江效力恕罪。”
杭州知府陈鲁，“解府提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霜来历，实属草菅人命，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候补知县郑锡瀛，“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赋，拟革职。”
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于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此外还有一个沈彩泉，刑部拟的罪责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于陈湖、刘海升，都已经因为不同原因而亡，自然是‘均毋庸议’了。
最后是杨昌浚和胡瑞澜两个，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因为有皇帝的上谕，翁曾桂和奕想要尽一番心力而不可得，只得依照皇上口谕中所说的，给这
两个人定下了‘目无圣上，倒行逆施’的大辟罪名。
奏稿报到御前，皇帝将两个人的斩立决改为赐自尽——一场延宕三年余的大案子，最终正式昭雪天下了。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饶是如此，皇帝还是不肯就此收手，那个河南巡抚裕禄被军机处训斥为‘莠言乱政、人臣之耻’，着降三级，并申饬。裕禄又是害怕，又是委屈，旨到之日的晚上，便上吊自杀了。
除了这些犯官之外，再有的就是案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杨乃武和小白菜。这两个人也不是全然清白无辜的，首先是杨乃武，他在案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的长子到他家索贿敲诈，本就与前情不符；另外一个是小白菜，她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
诬告反坐是多年不变的一个宗旨，杨乃武的诬告罪轻，因为首先是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
至于小白菜，情况却严重很多，但要判小白菜入狱，却也很难服天下悠悠众口，“……大家都以为冤案已经平反，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翁曾桂的话连刚毅也为之打动了，他很重视执法惟严，但更注重个人声明，如果这么一个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成为人唾骂，他如何甘心？
“不过，法理上总也要说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究问根底，也可以毫无愧怍的说，已经做到了毋枉勿纵四个字，但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但情有可原总也要有个理由吧？”
刚毅苦思良久，翁曾桂的话没有说错，总要找出一个理由来为小白菜脱罪，而且要很坚强，否则为人究诘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想了半天，终于给他想到一个办法，“小白菜熬刑不过，只求不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倒是不错；但你们想想，牵涉到别人总得转一转念头，譬如一个江洋大盗被抓，问窝家是谁，他总不能说是我刚子良，或者是你翁大人吧？”
“你是说，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句话是破题之语！杨乃武和小白菜有暧昧事，虽然双方都不承认，而且依律例又不能‘指奸’，则这段情事便可以错过；如今既然有诬指无辜，要受重惩的关系在内，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于是由翁曾桂动笔，把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会商谋害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虽然说是要杖八十，但这是一定可以避免的，因为大清律例有‘收赎’的规定，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一款。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加十杖，加五钱银子；小白菜要杖八十，赎罪银只要花四两银子就可以了。
最后是杨乃武，刑部所拟的罪责是，“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意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案中有罪的如沈祥、沈彩泉分别是徒刑两年和杖一百，流三千里，这都是要带回浙江去执行的，暂时不论；只有一个小白菜和婆母沈媒婆，成了很大的问题。
找了刑部浙江司的一个主事，叫袁来保的，让他把葛品莲的尸棺取回，至于死在狱中的陈湖，身边没有亲属，当然也就没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行文大兴县，找块义冢，卖掉算数。然后就谈到沈媒婆和小白菜这婆媳两个了。
“赎罪银的四两银子，你可以报公帐，报不上的，由部里同仁替她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银子事小，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方命之处，请原谅。”
“为什么？”
“领回去您让我怎么办？一直要回余杭县，她们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伙食用度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怎么说责任？有什么责任？”
“您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样的风波，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又伴着一口棺材，触景伤情，随时会寻死！到时候海上又不曾有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海，连个尸首都找不到，我岂不是要打人命官司了？”
翁曾桂也很觉得为难，一时计无所出。
十月初七日的早上八点钟，降旨赐杨昌浚自尽，派内务府大臣立山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立山很机警，知道京中多有两湖同乡，对此事颇为不平，而杨昌浚在此的亲戚故旧也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杨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五就下来的，杨昌浚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这是皇上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杨昌浚问道：“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杨昌浚极有把握地说。
立山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石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杨昌浚有那样乐观之语。
立山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杨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