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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之态尽显。
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说：朱岗轩“信死了曾四老爷”。“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伙开当铺。”“昨夜又遣其脉侄婿刘四来，送官燕七个，丽参四支，猪肘，羊肘，咸鱼各十余斤，糖十封，鸡一只，总是求弟合伙。其合伙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赀，万一要赔，不干弟事。”如此好事，只有一个条件：“每年新正请官与绅衿酒，则须弟到，或者经衙门之事，须弟去，余则全不管理。”
曾四老爷如此能办事，自然繁忙得很。他这样自述：
湘乡近日之“曾四太爷”，神通亦颇不细，一到家中则蓝缕已极。尧师每来，常呼为“老长工”。
当然，曾国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开，完全是因为曾国藩这个靠山的作用。特别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跻身卿贰”，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后又于二十九年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曾家在地方上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曾国潢在家信中说：
我家若无兄创立在京，热热闹闹，家中安得衣足食足，礼义频兴。
确实，因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敬礼有加。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洋洋自得地描述他在县令面前如何吃得开：
又有数件上案，万万弄不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渠亦目中止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或有庸人妄人（想把持衙门），澄侯（曾国潢字）痛骂，自不敢不中止。
曾国潢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信中这样描写他与县令交往的情态：“师令已填实授……弟今日拜会，道喜道谢（细毛虫事），谈的是京内升迁，外头调补，及粤东夷务已大半定等事，毫未及他。”你看，一个普通秀才，与县令谈的居然全是国家大事。
传统时代巨绅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极大。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曾国潢的一封家书，透露出曾家确实可以左右湘乡县令的任期。在家书中，曾国潢向曾国藩汇报说，因为县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所以曾麟书在湖南巡抚路过永丰之际，专门拜会巡抚，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乡干几年。巡抚对曾麟书自称小侄，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
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在地方上当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他在信中描写如何受人欢迎：“不出外，则时有人会；出外，则一日数件，并拦马者之多。自问何知，而人人尊仰如此耶？”事务如此繁忙，收入当然也就可观了。综合以上情状，统计曾国潢一年之中所办大小事件，他通过这些事务，一年收入大抵可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白银之间。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向曾国藩汇报说：家中经济情况不错，虽然因大灾谷价涨到三千四五，一天要过往七八十个要饭的，但曾家生活费用的筹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世道如此憔悴，“如我家之活活动动，能有几人哉”！这一方面是说明曾家生活不错，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自我表功。
虽然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十分不满，一再去信告诫，曾四老爷却不为所动。因为老曾家除了曾国藩一年往家寄点银子之外，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了。事实上，老四把家管得确实不错。到道光二十八年，湘乡曾家已经“主仆共二三十人”。除去主人，仆人已经十多名。
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国潢买下附近下腰里的田庄，改建成一座大房，一正二横，外有槽门，起名为“黄金堂”。
曾家原有建于嘉庆年间的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祖父曾玉屏命改建祖屋以示庆祝。改建后的白玉堂为三进大屋，青墙黑瓦，双层飞檐，山字墙垛，雕梁画栋，颇为壮观。
此时的曾家，已经不是小地主曾家，也不是翰林时期的曾家，而是二品大员之家。一切举止作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曾的祖父出门去看新修的坟墓，派头已经十分威风：
次日，祖父带红顶，穿呢马褂，绸夹衣，珠履，坐椅轿，用四夫，依然子扛，后面扛内用一人打一詹伞。父、叔偕弟等衣冠陪行，看祠堂，便看墓坟。三炮而出，三炮而入，颇属大观。
当然，不论曾四老爷如何长袖善舞，他的经营成果只能满足湘乡曾家的日常生活排场需要，并无余力帮助在京为官的曾国藩。不过，道光二十七年之后，随着官职的升迁，曾国藩在京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一定改善。
第八节 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副部级别，“跻身卿贰”。
道光二十九年他升补了礼部右侍郎，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副部长。
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丰登基，对曾国藩仍然倚任不衰，屡任命其兼属他部。到咸丰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一个人就兼了五个侍郎。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固然感人，户部侍郎收入不丰也一目了然。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如果不选择做清官，曾国藩其实是有大笔发财的机会。和地方上一样，清代六部其实也贪风横行，各部都例有部费收入，其中以户部为多。
清代财政制度规定，所有财政支出，均由户部报销。为了报销顺利，不被户部找麻烦，各地申请报销的部门通常要给户部支付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不给“部费”，即使符合规定，户部也可以找个理由让你报不成。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
自然，中央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按时人记载，这些巨大的贿赂多由经手的书吏贪占。但是作为各部长官的尚书侍郎，如果想从中分润，应该是易如反掌。曾国藩身兼五个副部长，仍然清贫如许，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是得到坚守的。
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帝国体制内的收入渠道。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差使终于又一次落到了他头上。皇帝命他充任江西主考，曾国藩喜不自胜，第二天即在谢恩折中奏请乡试结束后顺便回家省亲，皇帝自然照准。
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一转眼他居京已经十三年。这期间最遗憾的是祖父母均已经在此期间去世，临终也没能见上他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这年年初，一贯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坚决表示不顾家人的反对，要北上北京来看他：“母亲大人口气，今秋决计进京，并不许人打破。”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见到思念已久的父母大人了。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母亲江氏已经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派差喜讯的当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易服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沿江西上湖南。
如果曾母晚去世几个月，则曾国藩会再次收入数千两。如今这项收入落空，而办理丧事及京师家属回南又需要大笔费用。除了收取奠金，别无他法。他之所以要赶到江西再转湖南，既是因为顺路，也是因为可以收取奠金。他既到了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于是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千两奠金救了他的急。
手里有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两，还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债。以二百多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然而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还完了账，他带四百多两至家办葬事。然而家属回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因此他只好命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
第九节 偿还余债
随着曾国藩抵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咸丰九年，第二次出山带兵的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余往年所欠京账，今冬拟托寄云还清，不知家中尚有清单否？可于此次寄来。”可见直到此时，他才有能力还掉七年前的旧账。
而同治三年，任两江总督已经五年的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壬子丁艰后曾请毛寄云、袁午桥两公代为结算，止利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