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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何以如此？
二
再出之后，除了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之外，曾国藩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人情应酬上花钱比以前周到了，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家信中他说：
余此次在外，一切俱照旧样，惟于人情应酬上略周到些（如胡中丞丁艰送二百，龙方伯送一百之类，向来所无，此后家中亲戚族人中如有庆吊，亦当致情，望弟先写信告知）。
当年十二月初三日，他按每年惯例，“付回银一百，寄送亲戚本家”，另“附银六十两”，用于庆吊之事：
以三十两寄兰姊家，内二十为兰姊五十寿辰贺仪，十两为七甥女出嫁奁仪。以三十两寄蕙妹家，补往年奠待聘妹夫之仪。望即日送去。嗣后亲族家如有应行致情者，望写信告我为嘱。
十二月十三日，又“寄银百两与刘峙衡之嗣子。我去年丁艰时，峙衡穿青布衣冠来代我治事，至今感之，故以此将意”。
这一变化，也可以看出曾国藩与外界交往态度之变是多么全面。
不过变的是对他人、对外界的方式和方法，对自己，曾国藩依然故我，固守初心，不改前辙。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澄弟、季弟信中说，兄弟们想分给他的几处产业，他都不能接受。除了为了使季弟安居可以出资资助季弟盖房之外，他将一守上次出山的旧规而不改：
季弟远隔紫甸，余总不放心。汤家屋场之业及各处田业，余皆不愿受。若季弟能在近处居住，或在老屋之上新屋之下中间择买一屋，与季弟安居，我则愿寄钱文至家办成此事。否则，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前文我们说过，曾国藩家居时期得知家中困窘情状后十分后悔，何以再次出山后，仍然“守旧规而不少改”呢？他自有他的逻辑。
在九月二十八日致澄弟季弟书中他说：
余去年在家，见家中日用甚繁。因忆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自悔不明事理，深亏孝道。今先人弃养，余岂可遽改前辙？余昔官京师，每年寄银一百五十两至家，只有增年更无减年，此后拟常循此规。明知家用浩繁，所短尚巨，求老弟格外节省。现虽未分家，而吃药、买布及在县在省托买之货物，必须各房私自还钱，庶几可少息争尚奢华之风。
他之所以痛悔，是因为让老父为难，有亏孝道。而今，老父已经去世，无由尽孝，何必反多寄钱回家？
因此，咸丰八年再出之后，曾国藩家书中要求家里勤俭的语言，比以前更稠厚了：
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少劳而老逸犹可，少甘而老苦则难矣。
咸丰八年底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宅院，因为他屡次严命弟弟不可为他添买田产，所以只分到田五十五亩。曾国藩表示满意。
因此，连普通舟子，提到曾国藩之清廉，都“骤然改容”。
第七章 既清又浊的“省长大人”
第一节 两江总督的权力和收入
一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
这年春天，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江浙糜烂。湘军成了咸丰皇帝手里最后一张牌。无可奈何之下，咸丰只得把那顶一直舍不得的官帽，两江总督，授予了曾国藩。
曾国藩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从品级上说，曾国藩的侍郎身份和各省总督都是正二品，所以早自道光二十九年，他就和总督平级了。但是，作为穷京官，侍郎们和总督的实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侍郎只能管管部中几十名署员，而总督和巡抚则是辖内千百万人的土皇帝。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他们在地方上一跺脚，就会地动山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代皇帝们有意识地使督抚（总督和巡抚）总揽地方上所有大权，成为各地的权力中心，以便强有力地控制各地。
地方上所有政务，不论是大政还是小事，最后都通过督抚裁决。督抚们握着手下各级官员的命门，就是每年对他们进行考评，可以决定他们能不能升官。督抚还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清代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巡抚例兼兵部右侍郎。集行政权、人事权、军权于一身，督抚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正如曾国藩后来所说：“我在地方任职多年，深知各地督抚权力之大，由来已久。他一言可使鸡犬升天，一言亦可使人终身沉沦。所以各级官员都揣摩他的心思，他做错了事，也会替他遮掩。从手下的官员，到普通军民，谁也不敢违抗他。”（“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
早在六年前的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咸丰皇帝就曾经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仅过了七天，又收回成命，原因很简单：怕他成为土皇帝之后，尾大难掉，跋扈难制。一个湖北巡抚尚如此舍不得，更何况天下瞩目的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并列为天下最重要的两大总督。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两江总督是天下唯一一个同时管辖三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成了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成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皇帝还要重要。
二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百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只此一项，比起穷京官岁月，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张仲礼先生说，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二百元人民币计，可达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第二节 总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
一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经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地“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赵烈文的日记中说：
涤师来久谈，谈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去。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平生从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
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
如果说这是因为战时物质条件艰苦，那么战争结束重现升平后，赵烈文日记中两江总督曾国藩每日的饮食也仍然十分简单。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正好曾国藩的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
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颔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
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寒俭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甚至连火腿都没有：
余称佩俭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说，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
所至禁用燕菜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平日宴客常用之品，惟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腐汤等。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
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这一情景在另一位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条中得到了印证。他记载了曾国藩内室的情形：
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二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
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这五十五亩田生活。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甚至挣扎在拮据的边缘。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