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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中，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做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四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五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中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前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