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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赴任时归省，老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斌病，病必剧，是斌贻误岭疆，不可为巨；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
苏宏祖看到这样的哀词，再也不忍心了；于是代为出奏，让汤斌“予告”。部中复文一到，立刻准备回乡；而一笔盘缠，却无着落。
如果说要让家里寄钱来，往返数千里，缓不济急；而且也怕伤了老父的心，在外服官，穷得连回家的川资都没有，这不太惨了吗？
万般无奈，只有卖去所骑的一匹马——这匹马是汤斌因为地方不靖，山路崎岖，为了应变和视察的需要，到任不久用官俸所买的私产；这时马价又涨了，卖掉了勉强可供还乡之用，便叫汤本从槽头上牵到市集上去处分。
“汤本，这匹马不可胡乱卖掉。”他说，“第一，不可跟人多要价钱。”
汤本知道他的脾气，答一声：“知道。”
“第二，要替这匹马找个好主人。”
“这就难了。”汤本问道：“大少爷，怎样才是好主人？我不大明白。”
“这匹马很驯良，就年纪大些的人骑也不妨。你看有那长厚积善之家，老主人要觅座骑代步，你就卖了给他。”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呢？”
“那就要挑那爱马的，自然不会虐待牲口。若有这样的买主，就减些价也不妨。”
汤本遵照主人吩咐，刚要牵走，汤斌又把他喊住，还有一句话嘱咐。
“千万不可说，卖马充作川资！”
这一点汤本也明白，如果那样一说，必有人自愿献赠川资；而且可以料定，像这样的人还不会少。主人当然绝不肯接受，结果推来让去，无非平添许多麻烦。
“我这样说，我家主人打算由水路回河南，用不着这匹马。”
“对了，就是这么说。”
果然，汤斌有先见之明——马一牵到市集，想买的人真不少；也都认得汤本，第一句话就是问：“汤大人为什么要卖马？”
这也难怪大家问。都听过隋唐故事，秦叔宝困在天堂州，客中资釜不继，只好卖马。汤斌官居三品，如果也是像秦叔宝那样受困，就是件不可想象之事；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我家主人从水路回乡，马匹无用。”
“那我买。请汤二爷说价，要多少就是多少。”
“慢来，马价不贵，我且请问，你买了这匹马干什么？”
“自然是当座骑。”那人说，“我儿子在驿站当差，得要有匹好马，伺候贵人；官马都不好，自己备一匹马，当差便有许多好处。”
汤本心想驿马最苦，绝不能卖，但也不必说明原因，只摇着手说：“不行、不行！对不起，我这匹马不能卖给你。”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最后来了个地方上有长者之称的“张老好”；他买马的用意，只为敬爱汤斌，想留一点去思，睹物思人，愿意把马养在槽头上，逢到春秋佳日骑着出去逛一逛。
这是教这匹马去享福，付托有人，汤本把马卖了给他。
于是在百姓遮道攀留，父老涕泣相向的场面下，汤斌离任回乡。抵达睢州，已在年底；父子相见，无不悲喜交集。从此汤斌闭门侍父课子，琅琅书声与汤夫人的轧轧机声相应和，肃然的门庭中，自有盎然的生机。
家居不问外事，更不涉足官场；因此，汤斌对于京师的情形，十分隔膜。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听说有“哀诏”颁到，皇帝殡天了——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亥刻。
事起突然，因而许多离奇谣言，说是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了家。汤斌不信这样的说法；皇帝好佛，曾延请玉林、木陈两高僧人禁中讲法，而且由玉林以“龙池祖法派”的行辈，为皇帝取法名叫做“行痴”。这是汤斌所知道的。但好佛不一定出家，尤其以万乘之尊，弃天下如敝展，不顾社稷臣民，遁人空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而谣言越来越离奇，甚至说顺治皇帝的宠妃，薨于上年八月十九的董鄂妃，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辟疆的爱姬，出身秦淮的董小宛。皇帝在五台山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香消玉殒，以致万念俱灰的缘故。汤斌与江南文士，虽不甚接近，却与汪尧峰极熟；他曾作冒辟疆“水绘园”中的座上客，对董小宛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为汤斌谈过，董小宛早在十年前就已下世，死时得年二十八，那年顺治皇帝才十四岁。
不久，民间传抄着四首吴梅村的《清凉山礼佛诗》，诗是五言古风，迷离倘。况，不知隐藏着什么“本事”，而有人说第一首、第二首，都有很明白的线索，第一首开头是这样八句：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咸，丝盖云中来。
双成是仙女，姓董。所以这一句是切一个董小宛的董字。
第二首开头是这样六句：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岩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自是一个董字。“萎落”明指身死，而开头的“凉风”和“蟋蟀”则更指明死的时间。
谈到第三首，就更神乎其神了，其中有一段说：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栏，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皇帝不留烟火人间，就是已人禅门。但也有人说，这正是皇帝驾崩，未曾出家的明证，“不得留人间”，当然是仙去，所以下面又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的话，房里是“天驷”，是说皇帝将巡幸某一个地方，而未曾启辟，突然晏驾。
对于这些传说，自然有亲友邻居，来问汤斌。他只能就事论事作解释；心知为非，却不愿肯定地说，到底如何？因为那是妄言。最后，终于明白了真相，是京中来客所谈，大行皇帝死于痘。起病于正月初四，到了初七，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泼水。才知是出痘。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