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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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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积、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着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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