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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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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低,熔点也更低的锡来铸造,片刻工夫就能铸造数十上百个锡钱,在市场上也同样大行其道。
恶钱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弥补了政府货币供应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次,致使百姓“皆弃农而竞利”,破坏农业生产;最后,利入私门,使国家财政受到私铸货币的左右,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宋璟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开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的标准铜钱才能继续流通。此次禁令在两京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长安和洛阳市面上的恶钱迅速被大量回收销毁。
然而问题却接踵而至,民间的货币流通量骤减,直接造成了贸易萎缩和市场萧条,于是两京舆情哗然,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当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动用国库存款二万缗,以市场价格购入百姓手中滞销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时让两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预支薪俸,以便让官铸货币迅速占领流通领域。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bá)事件”。
由于宋璟性格刚正,嫉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着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所以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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