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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的形成（2）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1）
杨士奇像所谓“三杨”，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都是历经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士奇为“西杨”，杨溥为“南杨”，杨荣为“东杨”。在他们的合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出现了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局面，因此，《明史》有“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说法，可见，三人确实是居功至伟。
杨士奇（1365～1444），明江西泰和人，名寓，号东里，字以行。年轻时曾在湖广一带做塾师多年，靠教书维持生活。杨溥像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举荐下入翰林，充编纂官，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永乐初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朱棣选入内阁。仁宗即位后，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二帝时期及英宗初年，长期主持内阁。他知人善任，引荐于谦、周忱、况钟等人。为官清廉，为天下楷模。后来因为儿子杨稷犯罪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死后谥号文贞。著有《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辑有《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圣谕录》等。
杨溥（1372～1446），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弘济，建文进士，授以翰林编修。永乐年间侍奉太子，为洗马官。后来因为受太子遣使迎接皇帝迟到，为汉王陷害，关进监狱十年，在牢房中读书不辍。仁宗即位后，杨溥获释。主持修建弘文阁，宣宗登基，将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共同掌管机务，并升为礼部尚书。英宗初年，获少保头衔，晋升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定，著有《水云录》、《文定集》等。
杨荣（1370～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明福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建文元年（1399年）参加福建乡试考中第一，建文二年（1400年）礼部会试名列第三，殿试获二甲第二，赐进士杨荣像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攻下南京后准备登基时，杨荣拦住他的马头对成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使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太祖陵）。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极好的印象，永乐初杨荣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选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赏识，多次随成祖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仁宗即位后，先后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宗时又加少傅，赠太师。正统五年（1440年）退休回家，死在返乡的路上，时年70岁。英宗赠封杨荣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并举行国祭，遣官护送灵柩还故里隆重埋葬。他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三人皆于建文帝时期进入翰林院，前后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炽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开始了三杨共同辅政时期，仁宗勤于政事，修建弘文馆，与大臣们谈论经史，不知疲倦。三杨帮助仁宗制定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俨然一派和平景象，创下了明朝政治中的一段佳话。
三杨中杨士奇先后受到仁宗、宣宗、英宗三位皇帝的重用，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四十年，任职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他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逃民，惩治贪官污吏，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后来都成为明朝名臣。杨荣在文渊阁任职也长达三十八年，他机敏通达，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多谋能断，深受成祖赏识。成祖性本威严，凡遇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只要杨荣到了，成祖马上就会变怒为喜，议事就会有好的结果。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他曾五次随君出塞，两次巡边。重修太祖高庙实录，总裁仁宗、宣宗实录。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给他凭借此印可以上疏密奏朝政好坏的权力。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却未恃宠骄矜，仍坚持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这二人各有长处，能够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正如明宣宗朱瞻基所言：“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处处以国家大事为重，能够相互谅解，不以个人恩怨影响国家事务。据史书记载，杨荣有时不能廉洁奉公，曾经多次接受边关大将馈赠的良马。事情传到宣宗耳中，于是宣宗向杨士奇对证，杨士奇却大力称赞杨荣长于军务，是他和其他朝臣所不能相比的，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的小错误就抓住不放。宣宗听完则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不仅没有愤怒的表示，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他一样信任杨荣。后来杨荣听说了这件事，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杨士奇，内心十分惭愧，从此二人尽释前嫌，视为知己。
杨溥不像他们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是他操守很好，朝中大臣都很服气他。宣宗十分信任这几位阁臣，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能够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史书记载说：“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在三杨执掌内阁的时期里，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2）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