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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题本是官员因公事所上的奏章，要加官印。奏本是个人私事，不用公章。二者皆由通政司送皇帝，其实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上密折权力。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雍正特许，亦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亦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1000多人。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广辟耳目，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因此，处理各类事情时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雍正朝一切大政皆有密折的功劳。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他皆有周密的调查，有与心腹大臣许多的论证，因此施行起来得心应手。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逃不脱雍正的眼睛，密折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他们。雍正创立密折制度没有明代东厂之弊，而收东厂之实效。这正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雍正的另一创造便是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雍正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不是一个衙门，没有属员，只是一个临时处置机密军事事务的机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不是专职，是临时抽调来的、雍正比较信任的官员，原来的职务照兼。军机章京也是抽调来的，仍属原衙门编制，升转在原衙门进行。军机章京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秘书类人物，雍正以军机处为工具，他的谕旨直接由军机处转发。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不能休息。
军机处初设是办理西北军务，后来雍正觉得军机处用得顺手，西北军务完毕，便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所以在雍正手中，军机处已代替了内阁，成为国家实际中枢。凡重要机密之事皆由军机处办，内阁只能办一般性事务。军机处除了承命办事之外，还有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谘询，参加议政的任务。军机大臣是雍正挑选的，统统属于他的亲信，事事秉命于他个人，因此雍正非常牢固地抓住了国家一切权力。
雍正继位时，清王朝的边疆地区并不安定。首先是青海、西藏动乱不已。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人在康熙时已归顺清朝。由于准噶尔部的挑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夏天叛乱。他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进攻不跟他走的另外两个蒙古亲王，扣留清朝官员，进攻西宁。雍正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决心武力平叛。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剿灭军事。年羹尧作了周密部署，雍正元年冬天，连打了几个胜仗，降敌10万。罗卜藏丹津逃到了柴达木。岳钟琪率5000精兵，乘大雪直捣敌巢。第二年二月初八，大败罗卜藏丹津，俘其母亲和妹妹，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往准噶尔。平叛战斗胜利后，清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下置若干州县，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平叛后，在青海各地开展了屯田，兴办农业水利，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方扶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藏地区在康熙时已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并留兵2000人驻守，任命亲清的藏人担任西藏地方领袖。雍正元年，雍正听四川巡抚之请从西藏撤回了军队，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便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后藏政府首领颇罗鼐率兵坚决平叛，与敌周旋。雍正闻讯令川、云驻军出兵进藏。次年秋，一举平定叛乱。西藏平定后，雍正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留兵2000防守。同时，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初步稳定了西藏局势。
西北准噶尔部在康熙年间数次发难，经康熙几次用兵，形势趋向缓和，但依然与清朝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清朝的西北边境便不得安宁。雍正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由于雍正决策的失误和前线将领的轻率，清军多次失利，直到雍正去世也未能达到目的。
西南云贵地区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明代以来中央皆以土司制度统之。即由少数民族酋长自治。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世世代代承袭其职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争夺土地、山林、人口而争战，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反叛中央政府，抢掠汉族及他族人民，明朝时一直为国家大患。清朝也沿袭了明的土司制度，行之近百年，土司制的各种弊病愈演愈烈。
雍正从康熙年间便深知土司制度之弊，但怎么解决却没有办法。雍正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一方面平定贵州土司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土司制度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九月，鄂尔泰提出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雍正认为这是治本之策，便当机立断，责令鄂尔泰完成此事。并且迅速为他配备了必要的助手。为了鄂尔泰工作的方便，雍正重新改定了云贵川的行政区划，授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自雍正四年下半年开始剿平了叛乱土司，首先对这些土司改土归流。然后，及于未叛土司。废除少数民族的头人，设立府县，派遣流官管理，并力行清查户口、田土，对忠于朝廷的土司给以荣誉世职，妥善安置。到了雍正八年云贵改土归流工作基本完成。此举打击了叛乱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五、善于用人勤于治政
雍正才思敏捷，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其思维非常有逻辑，非常有条理。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密折，亲自书写批示，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皆是一挥而就，且行文流畅，入情入理。他作的批示很少涂抹，很少改动。往往几百字、上千字的批示一字不动，或很少改动。他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可以说一日万机，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其才识过人。雍正的书法亦很好，康熙很欣赏他的字，每年都令他专写扇面，多达100多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现存朱批奏折原件还可以看到他的字，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谨，功底深厚。
雍正的政治才能表现在他了解下情、了解臣下、了解自己，能够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雍正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有了解下情比康熙强。他清楚地知道天下弊病在哪里，官场恶习什么为最劣，因此处理政务得心应手，没有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尤其是他的知人善任、控御臣下的本领更为他人所不敌。
雍正常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在通行“人治”的中国封建社会，雍正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确切的。只要用人得当，天下皆可以治。雍正在作皇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和用人风格。
康熙用人较为宽厚，其下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但是形成了庸才充斥、官场腐败的现象。雍正欲一改康熙末年状况，造就一支振奋有为，有开拓性的官吏队伍，来保证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其用人原则便不同于他的父亲。雍正的用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中国历代人君用人的不同总在于德与才的如何偏重，也就是重德还是重才。德才兼备的人是有的，但数量少，远不够国家之用。大部分官僚皆属中才，就看人君怎么使用。一般来讲，德高者往往才不具，多为忠厚老成、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甚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疵，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但成就大事业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雍正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即使这样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腾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雍正曾经在田文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雍正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即使是贤才，雍正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雍正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有才干的大臣，雍正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己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格地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雍正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雍正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像杨宗仁、宋玮、方觐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雍正照样信任。像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羡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雍正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雍正，言词激烈，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妨。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雍正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