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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
某些时候，仅表决后的计票工作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表决结果的悬殊不是很大，肯定有议员提出重新计票，也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投票表决进行统计与审核。
直到晚上九点，席存瑞才收到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
一个让他非常失望的结果。
国民议会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议员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投了否决票，但是有三百五十三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结果就是，该议案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支持。
摆在席存瑞面前的选择只有连改革，一是在议案上签字，让议案变成法案，二是动用总统的否决权，让议案无效。
如果选择前者，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选择后者的话，席存瑞将面对更多的考验。首先就是，国民议会有权重新对遭到总统否决的议案进行表决。当然，总统有权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问题是，在连续动用三次否决权之后，如果国民议会依然坚持通过遭到否决的议案，就将自动启动弹劾程序，而且对议案的最终表决，就是对总统的信任表决。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国民议会坚持原有的表决，总统就将遭到弹劾。
席存瑞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后者，遭到弹劾的可能性非常大。
显然，于己于国，席存瑞都不想遭到弹劾。原因就是，在他被弹劾之后，不会立即进行大选，按照法律规定，将由副总统接替。当初，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团结党内的军方势力，席存瑞选择的搭档是一位退役将领。这就意味着，即便他牺牲一切，依然不可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正是如此，席存瑞不可能牺牲一切。
当然，这并不表示席存瑞不能动用总统的否决权。
十一月七日，席存瑞驳回了国民议会的决议，动用总统否决权，要求国民议会对议案进行修改与再次表决。
此举，只为他争取到了半个月的时间。
可惜的是，安理会没有能够在这半个月内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决议，与希腊、土耳其的双边谈判并没取得进展。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议会再次发起表决。
虽然议案做了修改，比如把出兵的目的由在危地马拉建立民主政权，改成了终止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改变，即中国仍然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行动范围是整个危地马拉。
这次，席存瑞依然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
只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努力了。
如果他第三次动用否决权，国民议会将自动发起弹劾案，而任何人都不相信席存瑞能够得到信任。
所幸的是，席存瑞做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回报。
这就是，国民议会再次进行表决之前，议案的内容做了决定性的改变，即把军事行动的范围缩小到了危地马拉局部地区，即把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省排除在外，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危地马拉城，组建民主政权。
十二月六日，获得表决通过的议案送到了席存瑞手上。
这次，席存瑞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当天下午，他离开了总统府，在一名秘书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去了密云的军队高级疗养院。
当然，这不是什么秘密。
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席存瑞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且这样的冒险毫无价值。
白了，如果席存瑞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他也将变得无足轻重。
这个时候，席存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提到了一点，即席存瑞通过第三次否决议案启动了弹劾总统的程序之后，副总统接任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副总统会不会继续否决议案。
在社论中，各大新闻媒体都认为，席存瑞第三次动用总统否决权，无异于自掘坟墓。
更重要的是，有着强烈军方背景，而且在对外态度上一向强硬的副总统，绝对不是席存瑞那样的政治家。
也就是说，席存瑞即便不顾自身利益，也不过是让国民议会在年底进行第四次表决。
席存瑞的自我牺牲，无外乎让战争到来的时间延迟了半个月。
这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即便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相信，席存瑞为这半个月所做的牺牲，根本是得不偿失。
要知道，这要席存瑞还是总统，他就有影响力，能够制约军事行动。
相反，如果由信奉强硬政策的副总统接手，那么军事行动的规模与范围都将超越中国当局的控制能力。
显然，一场失控的军事行动要比有限的军事行动糟糕一百倍。
只要席存瑞还有一丝理智，就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三十三章 一意孤行
席存瑞只有四十八小时，他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选择，要么批准、要么驳回。
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席存瑞没有在议案获得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保持沉默，议案将自动打回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进行再次表决，而国民议会在已经对这份议案进行了三次表决。
也就是说，席存瑞保持沉默，等同于启动弹劾程序。
在这四十八小时之内，席存瑞必须为最后的希望而奋斗。
十二月七日，在中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对出兵危地马拉的提案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表决。
显然，这是获取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最后机会。
表决开始前，周润康做了最后的努力，而且把希望放在了土耳其与希腊身上。
到这一步，周润康用不着隐瞒什么，可以直接向这两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大使亮出最后一张底牌了。
在与土耳其大使单独会晤的时候，周润康直言不讳的提到，只要土耳其肯在出兵决议上投赞成票，中国将加大对土耳其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在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的民族问题上网开一面。
当然，这些是之前就已经开出的条件。
在这最后关头，周润康还明确暗示了土耳其大使，如果土耳其投了反对票，而出兵提案又在安理会遭到否决，那就意味着中土关系将急剧倒退，土耳其在中国的战略体系中的地位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说白了，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原谅土耳其的背叛。
只是，土耳其大使依然没有表明立场，甚至没有给出会投支持票的暗示。。
接下来，周润康还单独会见了希腊常驻联合国大使。
严格说来，中国与希腊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周润康看来，希腊将是提案在安理会获得支持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希腊一直把土耳其当成最大威胁，在国际事务上往往与土耳其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如果土耳其投了反对票，希腊就很有可能投支持票，而中国只需要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投支持票。
面对希腊常驻联合国大使。周润康明确表示，只要希腊在此事上给予支持。中国肯定会感激希腊，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回报。
相对而言，希腊大使的态度明确得多，即希腊在原则上支持中国发出的提案，只是碍于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希腊不可能明确支持中国发起的提案，只能保证肯定不会投出反对票。
事实上。这也是希腊当局所坚持的立场。
问题是，希腊只是不投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