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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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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六章 根源
大战结束之后，不仅仅是伊朗，而是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主要就是，英法等国在大战中彻底战败，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众多伊斯兰国家摆脱了老牌帝国的殖民统治。在获得**之后，这些伊斯兰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也才能避免遭受强国奴役。
当然，中德冷战也推动了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步伐。
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德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都不可能把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外，也就都需要积极争取获得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也就得满足伊斯兰国家的一些要求。
显然，伊斯兰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都需要来自大国的帮助。
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里，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中国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只是，伊斯兰革命最终证明，伊朗的工业化进行得并不成功。
问题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工业化在伊斯兰国家注定行不通，而且有失败的典型，也就有成功的典型。
在伊斯兰国家中，沙特就是成功的典型。
与伊朗一样，沙特也是在大战之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国家的，而且也是从战后开始进行工业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沙特也是一个王国，即沙特国王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实际统治者。
可以说，沙特与伊朗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幅员广阔，拥有惊人的石油储量。
只是，在推进工业化改革的时候，沙特国王采取了于巴列维完全不一样的措施，即更加注重长远发展。
虽然沙特也是以石油开采与出口为基础，但是从一开始，沙特王室就掌握了国内主要油田的所有权。只是把开采权以合同的方式转让给海外企业，而开采石油的主要收入归王室所有。
利用开采与出口石油的获益，沙特国王开始推行全面义务教育。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与社会福利，还在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虽然王室才是最大的获益者，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王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家族，其拥有的资产超过了三千亿华元，且主要资产都在海外，但是沙特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大部分国民都成为了石油出口的受益者。
也就是说，沙特的工业化是缓慢的，却是坚实的。
根据一九八零年做的一次调查，沙特王室在国内的拥护度超过了百分之八十，沙特国王深受民众爱戴。
显然，沙特的成功之处。就是没有过分的追求眼前利益。
不可否认，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在海湾地区依然算不上强国，甚至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在军事实力上更加无法跟北面的伊朗相比。但是沙特没有内部之忧，国王的统治基础极为牢固。
相比之下，巴列维在伊朗的统治就没有这么受欢迎了。
当然，这些都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则是政治与宗教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宗教问题。
从宗教层面上讲。伊斯兰革命的根源在阿以战争。
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因此在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朗都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巴列维甚至在三次访问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还下令驻扎在两伊边境地区的伊朗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当时，巴列维公开宣布，如果阿拉伯军队攻入特拉维夫，伊朗军队就将进攻伊拉克。
可见，巴列维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巴列维这么做，一是出于跟中国的同盟关系，二是希望通过支持以色列来打击阿拉伯国家、从而达到其称霸中东的梦想。
问题是，巴列维的出发点是民族关系，而不是宗教关系。
显然，在中东与海外地区，宗教关系绝对不能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民族关系。
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也积极支持以色列。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时伊朗空军还派遣了部分飞行员前往以色列，驾驶以色列的战斗机参与战斗，而巴列维则私下里资助了以色列二十亿华元。此外，巴列维还下令开放所有机场，以方便中国空军向以色列空运战争物资。
显然，在巴列维主政时期，伊朗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问题是，巴列维的亲以立场，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虽然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伊朗与以色列也不是同一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信奉同一个真珠，哪怕在教派上存在差别，而以色列信奉的则是另外一个上帝。
也就是说，在关系上，伊朗至少与阿拉伯国家还有宗教上的共同点，与以色列则没有任何共同点。
显然，伊朗民众更加支持信奉同一个真主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国内就因为国王支持以色列而爆发过大规模动荡，而巴列维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血腥镇压。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动荡中，至少有数十万人丧生，其中部分是在遭到秘密逮捕之后被处决，而绝大部分被秘密处决的都是宗教极端份子，即坚决反对世俗化的伊朗人。
问题是，镇压根本不可能消除国内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一九八一年，以色列出兵攻占黎巴嫩，而巴列维再次高调表示支持以色列为了改善本国安全形势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再次激化了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正是在这场动荡中，霍梅尼被捕入狱，而巴列维在这个关键人物身上，并没有使用其见长的血腥手段，只是把霍梅尼软禁在了德黑兰郊外的一座庄园里面，并且在八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将其释放。
显然，巴列维做出了一个最为错误的决定。
霍梅尼在获得zì
yóu之后，不但没有就此沉默，反而以其反抗国王的英勇举动，立即成为了伊朗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精神领袖，成为了反抗巴列维统治的核心人物，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发起了伊斯兰革命。
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要巴列维推行的世俗化等一系列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就算处决了霍梅尼，伊朗依然会爆发伊斯兰革命，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九八三年，而巴列维也就有对改革进行调整，以缓解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上，正在中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动，才导致了伊斯兰革命。
这其中，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