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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们看来，坚持信念，被魏忠贤抓走，是光辉的荣誉。
高攀龙更厉害，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他就上路了——自尽。
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他整理衣冠，向北叩首，然后投水自杀。
死前留有遗书一封，有言如下：可死，不可辱。
在这七个人中，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都是御史，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周起元是应天巡抚，说起来，不太起眼的，就数周顺昌了。
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论资历、权势，都是小字辈，但事态变化，正是由他而起。
周顺昌，字景文，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嫉恶如仇。
说起周兄，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当初他在外地当官，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打完就走。
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只是因为那天，他演的是秦桧。
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通常是演着演着，下面突来一枪，把黄世仁同志干掉，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
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
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压根就没有周顺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好吃好喝，还结了亲家，东厂特务想赶他走，结果他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就派人去抓他。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扯淡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干柴烈火，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文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此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时人好穿木屐）。
东厂的人疯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一顿猛揣，连房梁都揣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
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件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奋，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到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第十八章 袁崇焕
【犹豫的人】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5）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