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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不好色（估计没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很可怜。
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被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