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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县令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呆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的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中，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书，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入侵，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了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入侵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县令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份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
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