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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适合于刘邦的事业机会，又是什么呢？
三十二岁后、三十四岁前，刘邦曾经出过远门，前往魏国故地外黄县拜见魏国旧贵族张耳。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其人，是中国历史的传奇，更曾在传奇之中的传奇——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门下为门客。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在当地应该是广泛流传。而且信陵君威信之大，影响之深，是秦帝国极为忌惮的厉害人物。为了除掉信陵君，秦始皇派人携万金潜入魏国，游说魏王收回信陵君的兵权。魏王中计，疑忌信陵君，导致信陵君沉湎酒色而死。信陵君死了，魏国也就自动除名了。
信陵君在世之时，手下门客众多，其中颇有奇人异士。刘邦显然很是仰慕这种拉风的游侠岁月，就跑到张耳的门下，做张耳的门客，时间长达几个月。
刘邦应该是三十二岁以后去的——史书说得明白，刘邦是在魏国被秦国灭了之后，跑到外黄去张耳处的。秦灭魏时，刘邦恰好三十二岁——但应该是三十四岁之后就逃回了家乡沛县。
因为到了刘邦三十四岁，秦始皇一统中国，开始搜杀各国有名望的人士，张耳和他的老搭档陈馀名望太高，不幸中标，秦始皇出高价悬赏两人的首级。于是两人逃到了陈县，躲在官衙里做看门人。这时候的张耳隐姓埋名，逃避追杀，当然不可能再带着刘邦了。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刘邦不喜读书，但喜爱游侠，这就必然要以武犯禁。犯法的事，总是要做上一两桩的。所以，在刘邦的简历上，至少有两次犯法的记载。
厨房大侦探刘邦
刘邦至少有过两次犯法的前科，如果加上他弃职逃入芒砀山，那么他至少三次犯罪，算得上是惯犯了。
刘邦第一次犯法，应该在三十四岁以后，虽然史书上没有说他到底犯了什么事。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应该是他取代粗鲁不文的王陵成为沛县黑社会老大之后的事情。
王陵起初是沛县的黑帮老大，但不知什么时候，他把黑帮堂口搬到了南阳。老大搬走了，沛县地下秘密结社，就出现了权力真空，刘邦乘隙而入，取而代之。这应该是一次和平的权力移交，因为无证据表明当时有冲突发生。而且，不久之后，在南阳，包括在楚汉战场上，刘邦都曾经与王陵展开过友好的合作。这就证明了刘邦在沛县取代王陵的合法性。
刘邦取代王陵，成为沛县老大的相关证据资料，见于《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之中：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枥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
在这里，逃避法律追究的刘邦，身边带着“宾客”。所谓的宾客，是指和刘邦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卢绾及其他人等。在《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中，说得明明白白，说刘邦还是个平民的时候，因为吃官司躲藏，卢绾经常跟刘邦进进出出——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
出入上下？在什么地方出入上下？
在刘邦的大嫂家里出入上下。
宾客这个词，不过是给刘邦留面子，说得好听些罢了。刘邦毕竟不是信陵君，在当时连张耳的名气都达不到。不过是一介草民，玩什么宾客呢，他养得起吗？
刘邦养不起，于是他就让大嫂来养。
刘邦的大哥叫刘伯，就是刘老大的意思。刘老大早年就死了，留下刘大嫂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因为丈夫早死，刘大嫂与公公家里的关系，必然会有些疏远。刘邦潜逃，官府缉捕，未必会注意到这里。大嫂家就成了官方捕探的盲区，于是刘邦就经常带着卢绾等一群人，去大嫂家里开吃。
可怜刘大嫂一个女人，治家不易。刘邦这伙人又都是食量超大的壮年汉子，三吃两吃，吃得刘大嫂顶不住了，就假装羹汤已经吃完，用勺子刮锅，发出清脆的声响，暗示这伙吃货另找地方。
不承想，刘邦其为人也，极为精明。他的人生信条是：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要想知道厨房有没有剩饭，就得掀开锅盖看一看。在听到大嫂以勺刮锅的声音后，汉高祖刘邦亲临现场，进入厨房勘查。发现锅里还有羹汤没有吃完，刘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此不肯原谅大嫂。
有饭不让吃，伤自尊了。
这件小事，刘邦牢记了一辈子。等到他登基做了皇帝，故意大封三亲六眷，单单不封大哥的儿子。因为他把事情做得很难看，刘太公没办法，只好出面替自己的孙子求情，要求刘邦加封。刘邦说：不是我不想封他，怪要怪他娘不给我羹汤喝。
最后刘邦给大嫂的大儿子一个侮辱性的封号：羹颉侯。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刘邦晚年的奋斗，打拼当上皇帝，其实就是为了一口剩饭。
隐秘的权力冲突
刘邦的第二次犯罪，是在他当上了泗水亭长之后。
亭长这个奇怪的职位，始于战国，是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方设亭长，以防御敌人的侵扰。秦始皇将这种军备武装扩展到内地，将其职能从对外防御，转型为对内治理。刘邦时代的情形是，每十里设一亭，置亭长一人，主掌治安、诉讼，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调解纠纷，缉拿逃犯等职责。亭长职务，与现代的派出所所长极为类似。
让一个逃犯来当警察，也称得上人尽其才了。只有做过逃犯的人，才知道其他犯人的行为心理，才能够对症下药去抓捕，这大概是刘邦成为亭长的理由吧。
当上亭长之后，刘邦就摊上了好差事——被派到咸阳服徭役。当时被派去咸阳服徭役，大概类同于现在的领导干部去北京进修学习，都是加强教育，统一思想，目的没两样。
不过，大秦帝国的干部政策，远不如现代社会来得滋润。现代社会的领导干部，吃穿住行统统由纳税人包了。而秦帝国时代的干部没这么幸福，连路费都要自己想办法筹措，到了地方还得义务劳动，总之很悲情。
所以当时的规矩是，一人赴咸阳，大家来凑钱。刘邦的路费，就由县吏们凑出来。当时县吏每人资助路费三百钱，唯独萧何资助五百钱。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萧何是沛县的功曹，属于有声望的领导阶层。他比刘邦大一岁，却对刘邦高看几眼。看看这里的记载，“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刘邦还没官方职务的时候，萧何数次利用自己官吏的身份，保护刘邦。可知这刘邦是何等地让人不省心，他似乎对犯法一类的事情，情有独钟。
于是，沛县犯罪界人士刘邦，就在咸阳城里，遇到了正在出巡的秦始皇。看到秦始皇的排场，刘邦脱口说道：“大丈夫当如是也。”
刘邦口中的大丈夫，说的是领袖型的人物，叱咤风云，指点江山。要成为这种人，就必须具备社会资源调度能力，说白了就是组织建设与管理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刘邦具有点石成金，能让平庸者在他的团队里大放光彩的人才组合能力。沛县的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功曹萧何、狱椽曹参，都是因为看中了刘邦所具有的这个能力，心甘情愿追随刘邦。
除了萧何曹参，当地还有一名重要领导干部，也成了刘邦的追随者，并为此付出了最为惨烈的代价。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这一段记载，极是搞笑。说的是刘邦的老乡，沛县的当地人夏侯婴，他在县衙的马房里任司御。这个职务，搁在《西游记》里就是弼马温。放在现在社会却了不得，这相当于县委公务车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专职服务于领导，很有派头的。
所以夏侯婴的工作，主要就是经常开着宝马车送客人出沛县。每次出车，他都会来到泗水亭，和正在值班的刘邦侃大山，摆龙门阵。经常一聊就是一整天，日子过得极是逍遥悠闲。
夏侯婴混得还算可以，很快从小车班司机调整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试补县吏。这就意味着，夏侯婴要从事业单位，转型为机关的正式员工了。这时候刘邦就跟夏侯婴闹着玩，大概是玩摔跤之类的把戏，又或是比剑习武，把夏侯婴给弄伤了。
弄伤了也没什么关系，大家都是朋友嘛，大不了刘邦出点医药费，再多道歉几声，也就过去了。但麻烦的是，有人把这件事，揭发举报了。
大秦法律：为官伤人，罪加一等。
官方启动司法程序，重查亭长刘季（刘邦没有名字，就叫刘季，刘邦是当了皇帝之后，临时起的名）伤人罪。这时候刘邦耍出他的习惯招数，睁眼说瞎话，坚决说没有弄伤夏侯婴。
夏侯婴也亲自做证，说自己不是刘邦弄伤的。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你夏侯婴，既然不是刘邦弄伤的，那又是谁弄伤的？还有，不是刘邦弄伤的你，怎么别人会举报你们呢？
夏侯婴的伪证，导致了刘邦脱袍换位。刘邦从牢房里出来了，夏侯婴进去了。
这应当是沛县的一起大案，夏侯婴在大牢里蹲了一年多，挨了几百板子。可是他咬紧牙关，抵死不招，最终让这起案子成了烂尾案。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就这么一点小事，夏侯婴竟然入狱一年之久，挨几百大板。这说明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刘邦与当时沛县的县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意外爱情事故
从当地官方死揪住夏侯婴一案不放，夏侯婴不承认是刘邦打伤了他，竟然入狱一年多，被打了数百大板，可见官方彻查此案的愿望，是多么真诚，搞掉刘邦的心情，又是多么急切。史书没有记载双方结怨的是非经过，但冲突的过程，却刻画得极为详细：
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史记·高祖本纪》）
原来如此！
单看这一句，“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就知道刘邦在当时的气焰，是多么嚣张。他自打当上了泗水亭长，鼻孔一下子就戳到了天上，从此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地找各级公务人员的麻烦，狎戏侮辱，无所不及。
那么刘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里有个缘故，县令及县衙负责的是当地政务工作，而刘邦负责的是当地警务治安工作，这是两套并行运作的权力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上层的权力控制，使其相互制约，相互争斗，上面的屁股才能坐稳。
所以在刘邦与县令之间，存在着隐秘的权力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就是利益的对抗。刘邦这个泗水亭长，因为处于执法者的位置上，是有着巨大的隐秘利益的，县令不可能不把手伸过来——县衙那边，有萧何曹参等人追随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