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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绝大部分股票出售转让，从而走向衰败甚至濒临破产的境地。这是完全出乎于谢建隆本人及其家族意料之外的事，也是震动印尼朝野、社会各界的重大悲剧。
这个悲剧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谢建隆经营“阿斯特拉集团”企业不当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其长子谢汉石经营“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不善，形成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而造成的。谢建隆含辛茹苦、历尽艰辛积累起来的财富和事业毁于一旦。
谢汉石于197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亚洲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谢建隆的支持协助下，开始独自创业，建立了“苏玛国际有限公司”，后来逐步扩展为经营多种企业的“苏玛集团”。
谢汉石雄心勃勃，想把“苏玛集团”发展成为像“阿斯特拉集团”那样的著名大企业集团。他采取大量贷款的办法，不断收购一些酒家、工厂、银*房地产等企业，不断扩展在国内外经营的规模和范围。
短短几年间，确实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1990年，“苏玛集团”属下的公司企业已达70个，总资产达20000亿盾（约合10亿美元）。1990年的年营业总额达7000亿盾（约合3500万美元），一跃而成为印尼200家最大企业集团之一，排名第2玛银行”的资产总额也达到近2万亿盾（约合10亿美元），成为印尼十大华人银行之一。
然而，“苏玛集团”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巨额贷款及“苏玛银行”吸收巨额存款的基础之上的。加上谢汉石本人急于求成、求快、求大，不断采取收购、扩大的行动，对企业发展、资金筹措、偿还能力、经营管理等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与安排，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缺乏素质高的专业人员，经济效益差，因此1990年印尼财政部颁布实施紧缩银根政策后，印尼房地产等业陷入困境，“苏玛银行”收不回放出的贷款，形成巨额呆帐、坏帐；而另一方面，“苏玛银行”债务又无力及时偿还。
1992年，其债务已达约16000亿盾（约合8亿美元）。1992年12月14日，“苏玛银行”终因无法按期偿还到期债务，而被印尼中央银行及财政部吊销营业许可证而倒闭。
从1991年起，为了解决“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的债务问题及营业危机，谢建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收购接管了“苏玛集团”及“苏玛银行”的大部分股份，并亲自出任“苏玛集团”董事长，免去了谢汉石在该集团及银行的主要领导职务。谢建隆由于一时无法拨出巨额资金挽救“苏玛银行”，因而被迫采取出售其家族在“阿斯特拉集团”中的股份来获得资金以偿债。到1992年底，事实上谢建隆已经出让了其家族所拥有的“阿斯特拉集团亿股股权（占总股份的60％）。
为集中精力解决“苏玛银行”及“苏玛集团”的问题与困境，谢建隆辞去了“阿斯特拉集团”董事长职务。75岁高龄的苏米特罗教授（印尼前商业及经济部长）于1992年12月接任了该集团董事长职，全权领导处理“阿斯特拉集团”事务。而苏米特罗正是寒雨迷蒙集团推出的代理人，收购谢建隆出售的股份的公司，正是寒雨迷蒙集团。
曾凌风看着几个老家伙，冷冷的问道：“几位前来见我，不知有何见教？”
林绍良几人心中虽然暗骂，但是形势比人强，也只得拉下面子，和颜以对。
几人委婉的说明了来意，就是想让曾凌风将他们的产业交还给他们。
在这前面的动乱中，他们的产业都被暴徒冲击，随后更是被印尼军方控制。这几个人，则是在五月十二号的时候，带着家人跑到了新加坡。这样一来，他们在印尼的所有财产，都被博拉普纳手下的人控制。现在他们能够掌握的财产，就只有他们私人账户上的那些资金了。
在这前些天，曾凌风的人消灭了博拉普纳势力，将这些产业接管。
曾凌风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说道：“这倒是奇怪了，诸位要找，自然该去找印尼政府，或者是去找博拉普纳将军啊怎么却是找到我曾凌风的头上？”
林绍良就说道：“曾先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虽然现在我们的产业是被‘猎狐’所控制的，但是你自己清楚，这些到底是控制在谁的手中。”
曾凌风就笑道：“我承认，‘猎狐’的确是我的，但是这些产业，可是我从叛军手中夺回来的，这好像与你们没什么关系吧？”
几个人都一脸的苦涩。本来，在这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危机中，他们身处重灾区的印尼，身价就缩水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十天之前发生的暴*，更是几乎将他们的一切都毁去，现在剩下的这些不动产，就是他们的绝大部分财产了。要是曾凌风真的耍赖不还给他们，他们还真的没什么办法。
黄奕聪就说道：“曾先生，大家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何必做得如此绝呢？”
曾凌风就装出一副很奇怪的模样，说道：“这倒是奇怪了，什么时候你们是和我曾凌风一个祖宗的了？”
黄奕聪就说道：“曾先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那不是一个祖宗吗？”
曾凌风脸色一冷，说道：“现在你们想起你们是炎黄子孙了？但是，五年之前你们想起过吗？在这前面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你们想起过自己是炎黄子孙吗？”
几人无言以对。想起五年前几人给曾凌风的难堪，几个人心里都是一突，看来，现在人家是报复来了。
在他们之前的人生里面，他们也一直是当自己是印尼人的，谢建隆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过：“阿斯特拉是印度尼西亚民族所有的企业，是民族经济的资产。”“阿斯特拉企业的总体哲学是成为有益于民族的企业，成为印尼民族的财富。”而林绍良们不仅让苏哈托本人及其家属参与自己的企业，而且还在公众层面对苏哈托予以了强有力的支持。1990年苏哈托总统提议各大财团企业与各合作社必须加以扩大后，林绍良即表示将其属下企业印尼水泥厂百分之一的股票（共计600亿盾）转移给合作社。
沉默了一会儿，林绍良就说道：“曾先生，当年是我们不对。你大人有大量，这些小事，就不要计较了吧？”
看到如此牛人居然这样低声下气，曾凌风心中不免感到一阵快意。但是想到五年前几个人那倨傲的态度，曾凌风心中的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想到要是五年前这几个人和自己合作，今年的事情就很可能不会发生，数百万的华人的苦难就不会降临，曾凌风就恨不得杀了这几个可恶的老家伙。
但是，曾凌风也清楚，这种想法只是想想而已，几个老家伙在印尼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就是在整个东南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既然不能真正的收拾掉几个老家伙，那就只能是榨**们的利用价值了。曾凌风在发了一趟飚之后，语气也开始转柔和起来。
几个老家伙都是老奸巨猾的人精，曾凌风语气的一点点改变，马上被他们抓住了，顺势作为突破。
这本是曾凌风有意露出来的，给几个老家伙下坡的台阶，于是，在和这些老家伙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曾凌风就放过他们了。
按照约定，几个人将作为曾凌风即将在纳土纳展开的行动的明面上的负责人，扛起印尼华人独立的大旗。而在这行动发生之前，几个人将发动全力，将愿意离开印尼，迁居纳土纳的印尼华人都搬迁到纳土纳。
看着几个老家伙离开时有些佝偻的背影，曾凌风觉得他们还真有些可怜。虽然他们是印尼有数的富商，但是在这一次波及全印尼的大暴*中，他们的身份并没有保住他们，暴民对他们产业的冲击和对普通华商一样。而没有掌握武力的他们，在暴*的印尼土著暴民和印尼军方的联手冲击之下，他们这些华人富商和普通华人的遭遇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也只能是狼狈的逃离印尼躲避灾难。
苏哈托在这次暴*中倒台，他们这些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大商人在印尼的前景并不美妙。要是得不到庇护，即使他们侥幸避过了这次大难，也很可能被后面的印尼政府来个秋后算账。这可是事实，在曾凌风的记忆中，林绍良在这次事件之后，就被上台的瓦希德政府刁难，生意受到了很大的阻挠。
第三卷第六十九章纳土纳宣言
第六十九章纳土纳宣言
1998年5月25日。
早上八点，雅加达街头的枪声仅仅停息了三天，雅加达的市民也刚刚安定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让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雅加达市民再度陷入不安之中。而全世界也被这一突发事件所震惊。
纳土纳地区华人代表向全世界发表通告，宣布纳土纳地区脱离印度尼西亚政府，并入中国。这个通告，史称“纳土纳宣言”。
通告说日印尼发生的暴*，完全是政府和军方的阴谋。这个事情严重的伤害了整个印尼的所有华人，让所有的华人都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全和被伤害。鉴于此，纳土纳地区的华人经全体投票，通过了脱离印度尼西亚，并入中国的决议。
通告称，至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印尼开始，华人就不曾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当时，百业待兴急需劳力。荷兰殖民者看中了勤劳地中国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招中国移民。甚至不择手段地采用强盗行径，派遣武装船只到中国沿海劫掠人口。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和印尼居民双方并无大地纠纷，甚至可以说是和谐相处。但是后来荷兰殖民者挑选少数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其代理人，实行经济掠夺，却让众多从事小商小贩地华人背负恶名。荷兰殖民统治者为把反荷地情绪转卸给华人，不断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地关系以坐享渔人之利。因此，印尼华裔成为印尼政局从不间断地集团利益斗争地代罪羔羊。
1945年，印尼刚刚独立。而当时的宪法就明确规定，只有印尼原住民才能当选印尼总统。这具有浓重的种族歧视意味，华人的政治地位从宪法中就被剥夺。
六十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苏加诺总统颁布严厉地法令，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禁止华人在县以下地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地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由此在1965年掀起了有史以来最严重地排华浪潮。
印尼进入苏哈托执政时代之后，为摆脱经济困境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尼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比如说，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起来。
自苏哈托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多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再出现这种状况，仍然这般做法。如此反复，屡试不爽。在其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而去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苏哈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