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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全传-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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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先封王。只要三人同日封王,彼此都别无二致,下一步就好另做手脚了。郑贵妃于是让万历交与阁臣拟旨,就在拟旨之时,外面又早风闻此事。大家细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经过阁僚的反对,这招又不灵了。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已长至20岁,皇三子朱常洵也已年至16,但都还没有成婚。万历此时也被搞得精疲力尽,终于在公元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为他完了婚。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

皇长子虽然已被册立了,可幕后的斗争仍在继续。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被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又决定利用“妖书”一案,挑起事端,借以扩大影响。所谓“妖书”一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那时候有个刑部左侍郎叫吕坤,在他任按察使出巡山西时,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图说。恰巧内监陈矩奉诏在外收书,这本小书也在被收之列,运进宫中。万历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自己又另外加上了十二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交给她的伯父郑承恩拿去刻版成书,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给事戴士衡因为和吕坤有仇隙,便借这件事上疏弹劾吕坤假手承恩向郑贵妃进献此书,借以谄媚,勾结内宫,包藏奸诈。这时突然有人给《闺范图说》作了名为《忧危竑议》的跋,流传于世。跋文中说,吕坤撰《闺范》一书,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是由于那马皇后乃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他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深意也实在于此,即为自己的儿子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跋文还在最后说明了该文取名的含义所在,它提到吕坤曾上过名为《忧危》一疏,其疏中可以说无事不谈,但偏偏不谈论当时最为世人瞩目的立储一事,因此吕坤的用心,就此可见一二了。这篇跋文明里是冲着吕坤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其锋芒是直接指向郑贵妃的。所以郑贵妃及她的家人同伙一致认定,作此文者必定是出于弹劾过吕坤的戴士衡,或曾弹劾过郑贵妃的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二人之手。郑贵妃于是通过万历之手立即贬处了二人,才算罢手。

这事本来已算了结,不知是好事者还是郑贵妃的爪牙所为,又抛出一篇名叫《续忧危竑议》的文章,成了千古不解之谜。但因此案却又有很多人遭受了飞来横祸。这篇续议名义虽似老调重弹,而意指却已全非,文章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这篇文章是假托一位叫“郑福成”的人与来客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那时候皇三子朱常洵已被封为福王,从这一取名,一望便知,是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文中特意举一例证,来证明确有其事,万历曾经特谕一名叫朱赓的入阁为内阁大臣,这个朱赓的“赓”字,就是“更”的意思,因万历忽然有此一命不是含意很深吗?这是向世人暗示要更换太子了。大学士朱赓因文中牵扯到了自己,就寻到这篇文章让万历过目,以明心迹。万历阅过此文,不胜恼怒,立刻严令锦衣卫,一定严加侦缉,务必使主犯归案授首。此案一出锦衣卫便假公济私,借以官报私仇,屡兴大狱,使好多人,上至朝臣下至百姓都无辜受害,死于非命,最后此案竟不了了之。

郑贵妃的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以后,曾一度绝望过。因为还剩下一个希望,就是王皇后早日死掉。只要王皇后一死,正宫之位就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这种想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王皇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上不为万历所喜而心情抑郁,更有甚者其各种供给差极了,就是盼着她早死。可由于王皇后生性清心寡欲,态度超然,再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到了公元1620年,只比万历早死了几个月而已。郑贵妃手段用尽,绝望之余,就要铤而走险。

公元1614年,李太后死去,顾忌再也没有了。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著名的“梃击”案,此乃明三大案之首案。

次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之案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正好是端午节,皇太子急忙地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万历启奏。万历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上奏报初审情况大致如此: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河北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若似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此最好还是交由法司严讯。刘廷元久历宦海,这个奏章写得很圆滑,既说张差像个疯子,又说看来很狡猾。各方面都带着点。又都不说死,可把此事顺利交出,本人落得个干净。

此案接着移交到了刑部,由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帧和劳永嘉三人会审。那时候太子早晚将废的传说已经流传多年,成了妇孺皆知的事了,何况郑贵妃一家又是越发显赫,上下左右,到处都有她的心腹党羽,就连当时的内阁方从哲也听从她的指使。有鉴于此,有些人习于官场,见风使舵,哪还管了什么理不理的呢。因此便抓住是疯子一点,由此串讯,说这个叫张差的原是卖柴草的人,由于柴草被人烧去,气得疯了,于四月间进京诉冤。在路上,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和他同路,他们骗张差说,诉冤没有状子,可以拿一根木棍代替。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棍,从东华门潜入,一直溜进了慈庆宫门。按照律令,手持凶器,潜入宫门,应开刀问斩,何况还打伤了内侍,更应罪加一等,即刻斩决。三人把案卷送呈刑部代转,只待听候处理审批了。没想到外间对此早有所知,举朝为之大哗,奏疏再次像雪片一样飞来,都说张差入宫行凶,幕后必有操纵者,而刑部就事论事,只论张差一人,而且这样慌忙草率欲予处决,很显然是要杀人灭口,庇护幕后之凶。应请另予详审,查出元凶,以正视听,以服国人。上疏的言词还略客气些,而私人议论,都认定只有郑贵妃等人在暗中指使才有人敢做出这样的事。这使得郑贵妃一伙极为惊慌。连忙请万历给他们做主,万历想了个办法,让刑部对张差严加监管,外人一概不许过问此事,想以此封锁消息。

虽然把张差与外界隔离了,少些麻烦,可哪里晓得,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这时候出来了一位勇敢正直的朝臣,终于把此事弄得水落石出。他就是刑部主事王之宷。王之宷在入刑部之前曾做过知县,对于审理案情,颇有手段。他虽未被委为梃击一案的审讯者。对此案没能公开审问,但既然身在刑部为官,自然总可想出些办法。他反复思考着,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何不请求管理牢饭,这样不就可以接近张差,并以此为诱饵,设法使张差招供呢?想好以后,王之宷就讨下了兼管牢饭的这个差事。他亲自率领狱卒给犯人一一送饭,唯独把张差放在了最后,使他早已感到饥饿难忍。当张差饥肠辘辘的时候,才眼看着王之宷等人慢慢腾腾地提一篮香喷喷饭菜走了过来。谁知走到张差跟前却让人把饭摆在一边,要张差供出实情,才能吃饭。此时的张差已经受了几次杖刑、体力早已不支,而且饭时又早已过了,在饿得再也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要问我什么?”又说:“打死我吧,什么都没用了!”王之宷令狱卒把饭送到张差的口边,又让两名狱卒紧紧地挟住他,不让他够到,就说:“看见啦,饭就在眼皮底下,只要实说了,马上就吃,若不然,只有饿死了!”张差经不住这一治,开始实说了。经过三番两问就已合盘托出,虽还不免有深藏不说的地方,但这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张差究竟交待了一些什么?原来张差确是蓟州人,小名叫张五儿。他之所以来到北京是由他们乡里的马三舅和李外父,叫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来的。他们叫他一切都听从老公的吩咐,还说事成之后还可以给他几亩地。他进京后,进了一条不知是什么街名的大宅子,有个老公拿出饭来给他吃,并且对他说:“你去闯一闯,看见人就打死他。打死人,我们会救你的,快去吧。”说完,给了他一根枣木棒,并把他带进了后宰门,一直带到那宫门口。在那里,他打翻了一个看门的,但随后又来了很多的老公,他才被捉住了。

王之寀知道张差的供词还有许多不实之处,只要再来次大审,一定会把事情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于是,他把张差的供词,呈送给刑部侍郎张问达,请代为上奏。奏章中说依他看来,张差不疯不傻,而且很有胆量。希望能押送到文华殿,举行朝审,或交九卿科道和三法司共同会审也可。这样定会审出详情,抓住幕后的操纵者。张问达把王之寀奏章奏上以后,万历感到十分挠头,只好暂不批复,留中了事。但奏章的内容却不胫而走,朝中上下又一哄而起,其中促请最力的有大理寺远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人。在陆大受的奏疏中,竟多处直书“奸戚”二字,矛头直接指向郑承宪等人。万历对此既感愤恨,可又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故伎重演,一概留中不予过问。此时的郑贵妃和她一家更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断派人四出活动,但仍无法缓和这凶猛的来势。正在这时,说也无巧不成书,又有个叫过庭训的御史,也曾上疏言及此事,说这是“祸生肘腋,不容不闻”。万历把奏疏留中之后,这个过庭训竟移文到蓟州,要那里的地方官把张差原来表现如实奏上。蓟州知州戚延龄很快就给过御史来了回文,这个回文对郑贵妃一方极为有利。

文中说,张差确实是个疯子,他所以成疯,是由于郑贵妃要在蓟州修庙,派来内侍在那里设窑烧砖,居民把打来的柴草卖给窑上能很快获利。张差闻知就把家里的田产都变卖了,去抢着做柴薪生意。砖窑附近的人痛恨他抢夺生意,暗中把他的柴草都给烧了。张差向主持此事的内侍起诉,不料反被大骂了一通,因此就气疯了,手执木棍闯入京城想去告御状。这一回文与先前刘廷元的初审供词极相吻合,而且比那个供词更为详尽。这样一来反而有人怀疑郑家不断派人四出活动,能量极大,说不定蓟州知州戚延龄也事先受了郑家的贿赂,才如此这般地写。蓟州回文一到,郑家就像捞到了救命的稻草似的,又十分活跃起来,连初审的刘廷元也跟着重新多方活动起来。

万历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处置张差一个就完结了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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