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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我被告知这件事目前仍然属于一项绝级机密，我必须签一份担保声明书，要守住这个机密。”
她将香烟揿灭在烟缸里，似乎颇觉好笑地说道。“是的，我听你的兰格里的朋友讲了这件事的经过，麦西先生。”
“那么你一定也知道，他们告诉了我，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要看你是否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父亲死亡的真相，有关雪狼行动真正不掺假的内容，还有我父亲在冷战高潮期怎么会最终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走到阳台边。
我朝前倾着身子，“照我看来，我父亲卷进了一个高度敏感的秘密事件里，高度到他们到现在仍不愿意谈论，我所谈的不是什么普通秘密，我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秘密事件。”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跟我谈话的兰格里的那些人在事过四十年后，仍然想要掩盖事实真相，因为我父亲卷入这个行动时，正是俄国和美国互相仇视的年代。而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唯一一个知道我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人，”我看着她的侧影，“我说得对吗？”
她没有讲话，我看着她继续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我失去我父亲有整整四十年了，这四十年里我没有一个能与之倾述心声，从其得到慈爱的父亲，这就好象在我的人生里长时间地留下了一个空洞，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惆怅的回忆，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他是自杀的谎言阴影下。而你——你是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了什么缘故死的。我想得更多的的是从情理上讲，你欠我一个回报，一个解释的回报。”
她没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说道，“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在莫斯科跟我会面，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听说你以前逃离这个国家，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安娜·克霍列夫沉思了一会儿，“我想简单的原因就是我非常想到你父亲的墓地去看一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墓，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第二个墓，紧贴着我父亲的一个，上面同样也是一块没有标记的石碑，那是谁的墓？”
她的脸上闪过异样的表情，那是一丝悲伤的浮现，她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
“谁呢？”
她远眺着这座城市的景色，凝望着那通向克里姆林宫的红墙，看起来她心里犹自盘桓不定。她久久地伫立在那边。终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人一下子变得那么地温婉柔和。
“你知道吗？你很象你的父亲，他是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你刚才讲的都是事实，”她沉吟了一下，“你说得对，所有这些痛苦和隐瞒都应该得到一个解释作为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告诉我，麦西先生，你对约瑟夫·斯大林都了解些什么？”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弄得摸不着头脑，我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不算很多，我猜想对有些人来说他是一个伟人，而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恶魔，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一方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本世纪最大的独裁暴君，他们说由他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使不比希特勒的多，也已经跟他一样看齐了。战后八年，他死于脑溢血。”
安娜·克霍列夫情绪激动地猛摇着头：“有两千三百万个死难者，这还不包括那些大战中因为他的愚蠢而白白送命的人。两千三百万个人哪！都是他自己的子民百姓，就被他随意屠杀了。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任意宰杀，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送到比纳粹集中营想象中还要来得恶劣的劳改营里去等死，这都是这个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人干下的罪孽。”
我不由得身子一凛，震惊于她那一下子变得悲怆的语调，“我不明白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不，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是与此有关。当然，斯大林早已经死了，但决不是象历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死去的。”
我僵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安娜·克霍列夫则是一脸的严肃，最后她说道，“我想我要讲给你听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还得从一件发生在瑞士的事说起。”
她突然间莞尔一笑，“你知道吗？这四十多年来，你还是第一个人听我讲述这事。”
过去第一部分1952年第二章
瑞士，鲁切尼。
12月11日
这一年对整个欧洲来说不是个好年头，似乎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在德国，旧事又被翻了出来，纽伦堡的一场审判开始了它的关于1940年卡丁森林大屠杀的听证会。四千具尸体在波兰的一座小城外被挖掘出来，所有的死者都被捆绑并被小口径手枪所射杀。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尸体曾是波兰军队的精华。
这一年还可以看到法国在越南面临着由胡志明发动的全面性的攻势。在朝鲜，一场血腥的战争正方兴未艾。而在欧洲，铁幕已经在西柏林和周围苏联统辖的地区之间降下，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最终姿态标示着战后的和平还远未光临。
另外在英国，战时配给制仍得推行，伊娃·庇隆死了。在美国，刚结束了总统选举，共和党人德威特·迪·艾森豪威尔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埃德莱·史蒂文森。而在好莱坞，这沉闷的一年里少有的值得津津乐道的逸闻之一就是有争议地冒出了一个令人屏息的金发女星，名字叫玛丽莲·梦露。
而这一切对曼佛瑞·卡思来说，与他所要碰到的事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此刻，在这寒冷的十二月早晨，他正蹑手蹑脚迈行在瑞士古城鲁切尼郊外森林里。尽管这个时候他自己还懵然不知，但这一天将标志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一个终结。
卡思是一个夜班工人，在古城里一家规模不大却勤勉不息的家庭作坊式的面包房里干活。他在这个星期六凌晨五点就下班了，但夜班过后他并不急于回家，而早已打算好去打兔子。这是他在周末养成的一个习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妻子向来讨厌他上夜班。希尔达·卡思一到他下班的早晨就是脾气不好，而在周末，她又一向喜欢起得晚一些。所以每个星期六早晨她的丈夫为了保持家里的宁静，便钻到鲁切尼西面的格奇沃德树林里去放枪。
当卡思将他那辆老式的黑色奥佩尔停在森林入口处前的路上时，天已经发亮了。他从汽车后座的毯子底下抽出那支单管猎枪。这是一支精度十二的曼斯顿猎枪，现在来说已经有点老了，但还是管用。他钻出车外，关上车门，再将一盒子的子弹塞入他的猎式茄克的各个口袋，枪膛仍折开着，然后抖擞精神启程步入树林里。
卡思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个个子瘦长但却动作笨拙的男子。他笨手笨脚地前行着，身子还微带点瘸。笨手笨脚是他从小生就的；但是身子瘸却是十一年前基辅战役中所留下的一个本不情愿要的纪念。虽然出生在德国，但是被征入希特勒的军队并不是卡思的抱负之一。在战前他就曾打算移居鲁切尼，在那里他妻子的叔叔经营着面包生意。但是他把这事拖得太久了，犹如在生活中他把其他许多事都拖得太久一样。
“相信我，希尔达。”当战争的阴风飕飕作响、他妻子建议他们立即移居到瑞士她娘家亲戚家去时，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他的妻子，“不会有战争的，宝贝。”
两天以后，希特勒入侵了波兰。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卡思都被证明是判断错误的。就象对苏联战役开始时自愿报名上前线这件事，他算计好了因为德国军队席卷乌克兰大草原是如此地容易，因为那些俄国乡巴佬都是些邋遢、愚蠢的农民，所以这场战争将是小菜一碟。
有一点他倒是对的，他碰到的那些俄国人确实都是些邋遢、愚蠢的农民。但是他们同时也都是些玩命的凶狠之徒。而最最凶狠的敌人则莫过于俄国的冬天了。天气是如此的寒冷，以至于你自己的小便会霎时结冻成冰而得动手扳掉它。那刺骨的波罗的海和西伯利亚寒风犹如剃刀般地锋利，几分钟里就可以将大草原刮得寸草不留，你的粪屎会被冻得象水泥般地坚硬。
卡思第一次看见他冻作一团的粪蛋时，禁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这其实一点没什么可笑的。当他正用刺刀去戳着这一杰作时，他中了一记黑枪。两百米以外的一粒子弹干脆利落地钻入他光露着的右半爿屁股里。
放此冷枪的那个俄国乡巴佬想必也在呵呵笑着。但是卡思却笑不出来了，三个星期以后，只是在战地医院里瘸着身子走路，而且从那以后就一直这样瘸着。
曼佛瑞·卡思老是失误。
但是这一次，在这十二月的早晨，在鲁彻尼郊外的这片森林里，他将要造成的失误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他对这片树林可说是相当的熟悉，哪一条小径通向哪里，兔子的筑窟位置会选在哪里。他还知道兔子喜欢吃香喷喷的东西，就象他一个星期、六个晚上帮忙烘烤出来的那种新鲜出炉面包。而一想到食物，他便不禁觉得饥肠辘辘。他蹑手蹑脚地穿行在树林里，当走近树林中央那片开阔地时，他随手将猎枪后膛“啪”地合上。
光线是非常地好，而且变得越来越亮。一片水汽般的薄雾飘渺在低半腰。虽然昼光还没泛白到最亮，但对射击来说已足够了。
曼佛瑞对残酷的死人场面并不陌生——他在俄国的大雪原里就看到过这个——；但是他将要目睹到的却要远甚于此。这简直是一种魔邪。
当他小心地一步一步朝那片开阔地挨近时，他听到了人声。卡思停住了脚步，摩挲着下巴。他可从来没有在森林里这么早碰到过人，而发出的那种低闷的声音又让他觉得稀奇暧昧。看起来他可能撞到了一对露水鸳鸯，在鲁彻尼星期五午夜舞会过后仍野在外面，跑到这树林里偷欢来了。这种事难免会发生的，他猜想着。但是他却没有看到任何汽车停在林边路上，而在树林里也没有看到自行车的轮胎印。
当卡思身子移过树木来到开阔地的边沿时，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并停住了脚步，瞪视着眼前的这一幕。
一个头戴宽边帽，身穿深色冬季大衣的男人就站在树林里的开阔地中央，手里握着一支左轮手枪。但是真正叫卡思惊骇得透不过气来的是那支手枪在对准着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的两个人，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小女孩。他们的脸象死人一样惨白，手和脚都被绳索捆绑住。
当卡思趔趄着身子缩回去时，他的小腹一阵紧抽，全身一下子渗出了冷汗。那个跪着的男子可怜巴巴地抽噎着，他中等年纪，脸又瘦又灰，象得了病痛似的。卡思注意到他眼睛下面深深的紫青块和手上的血痕条，表明这个人已经被毒打过。
那孩子也在哭着，但是一件白衣服捂住了她的嘴，缚扎在她的黑色头发后面。她还不超过十岁，卡思猜测着；当他看到她脸上满布着惊恐可怜的表情并且身体吓得筛糠似地发抖时，他直觉得想吐。
然后突然间，卡思的愤慨之情腾然升起，血脉不再冰冷了，而是熊熊燃烧起来。那跪着的男子和小女孩实在是太可怜了，动人恻隐，好象在无奈地等死。
他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