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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腾蚊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据张彪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蚊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
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
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