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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