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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