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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树《沙家换》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江青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顿时使赵燕侠受宠若惊。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顿时大为不悦。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