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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