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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